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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有两点可以商量：一是“疆”字，《左传》各版本都是“疆”，而这里认为是“强”字，缺乏根据，随意更改古书，犯校勘学之大忌；二是“索”讲成“法”，也是墨守杜注。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中对此字也解释为法或纪纲，与范老理解大致相同。但“索”的原意并不是当做“法”或“纪纲”来使用的。宋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任官商州期间，看到当地老百姓烧山种“畲田”时，互相帮助，他感到这样做很好，于是写了《畲田词》的诗歌，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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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蒋防：《霍小玉传》，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76涵，第2735册，第6页。
②[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七，四部丛刊初编本，经部4，第6册，第6页。
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章第二节。校稿时所用为《中国通史》(第一册)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73页。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相应内容中，范老已删去对“疆”字作“强”的解释，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版，1964年第4版，第133页。——整理者
大家齐力斫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原注：山田不知畝亩，但以百尺绳量之，曰：某家今年种得若干索)，豆萁禾穗满青山。①
这首诗是王禹傅在宋太宗朝贬官至商州时所写，商州辖属丰阳、上津等县，“皆深山穷谷”，依然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经营方式。丰阳、上津，古之瓜州，古代居民谓之“瓜州之戎”，属于周统治范围，因而即使到宋代这里仍然按周代晋尺绳索来计量土地。所谓“疆以周索”者，即按照周的绳索长度计量土地，“疆以戎索”，即按戎族的土地绳索长度计量土地，以示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疆”，封疆，即所属疆土区域之谓，安可用“强”解释?那种轻率解释即是对客观实际历史的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对使用无意史料，当然不止上述一条，《(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等文集中地表达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请参看。
总之，我们通过不经意的史料，让大家注意文学作品同样可以作为史料的重要来源，不容忽视。这也就是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不要同文学分开，当然也不要同哲学、经济学分开，而是紧密结合，以扩大眼界，从中吸收更多的营养品，以丰富史学，推动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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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王禹僻：《小畜集》卷八《畲田词》，四部丛刊初编本，集部31，第2册，第14页。
(三)论新史料的发现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用力发掘史料的过程中，新史料的发现具有突出的作用和意义。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指出：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从晚清以来，我国在各地发现了极其重要的新的史料，因而建立了新的学科群，把我国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和新学科有如下几种：
(甲)甲骨文和甲骨学。经晚清王懿荣、王襄发现甲骨之后，又经过安阳的大规模发掘，甲骨的研究于焉称盛，从而形成为甲骨学，加上殷周出土的古器物，经宋人整理的金石之学，与甲骨学合称金石甲骨之学，培养了不少的优秀学者，其中有王国维、郭沫若这样的权威学者。
(乙)流沙堕简。
(丙)敦煌学。从魏到明，保留下来的鸣沙石窟有数百座。石窟中不仅有壁画，形成为北魏以来的一个大博物馆，而且为善男信女们因宗教信仰而书写的佛道经典、变文、儒家经典，以及识字课本、阴阳方书之类应有尽有，用纸写成，捲成一卷(卷者捲也)。斯坦因、伯希和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先后到敦煌窃取，斯坦因窃取数量最多，伯希和质量最高。从此展开了对敦煌写卷的研究，形成为敦煌学。对佛经文学等许多方面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研究，陈寅恪、陈垣、向达等先生都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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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占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丁)黑水城西夏文书的发现，西夏学。
解放后，(甲)对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对殷代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乙)对秦简帛书的发现，对老子《道德经》有了新的了解；(丙)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孙武子、孙膑过去不清楚，而现在两部兵法同时传于世人；(丁)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和研究，进一步对北魏隋唐以来西北地区、寺院经济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
总之，近百年来，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的兴盛和新史料的发现，建立了古代史研究中的新的学科群，学术研究前进了一大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中还有像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等驰誉中外的权威学者。这些事实，深刻地说明了陈寅恪先生上一论断的正确。因此，到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和新问题的探索。
但是，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它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即使有计划的发掘，也很难说一定会从中找出相应的材料。所以，任何一位历史的学习者或者研究者，绝不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全都寄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要开阔眼界，在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这一点极为重要。
二、史料的搜集和选择
前面我们强调了史料的作用，但史料毕竟不过是历史学的基础，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不能以史料代替史学。在这个问题上，傅斯年先生对史料学作了过分强调，称“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①。史料学对史料的整理还是第一步。在经过整理、选择，审查、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后去探索历史学上的各个问题，所以史学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之后更上一层楼的学问。
史料既是客观历史实际的反映，是历史科学的第一位的东西，因而搜集丰富的史料也就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汉高祖问韩信，我能够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将兵不过十万。高祖问韩信，你呢?韩信回答说：多多益善。使用的材料多多益善，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初步要求。古往今来称得起史学家的，他们著作中的一个共同点即是寓存丰富的新鲜活泼的史料，因而他们的著作才有生命力。但材料要多多益善，“竭泽而渔”，一个小坑小河沟可以做到，大江大海则做不到，所以把所有材料毫无遗失地都掌握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取得最大限度的资料，来充实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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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傅斯年全集》第二册，第5—6页。
怎么能够搜集大量的史料呢?
(1)靠目录学的知识。
作某门学问或作某个问题都要靠目录学知识，特别是研究中国古典的文史哲之学，就更不能离开目录学。
目录学在我国古代发展甚早，是出两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建立的。这两父子对我国古代学术贡献极大，目录学、校雠学都是由他们建立的。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说明了他们的贡献。刘向、刘歆父子所作的《七略》即是目录学，他们将古代学术分做六大类，在“诸子略”中又将诸子百家(“九流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每家的人物及著作列于下面。《汉书·艺文志》将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大部吸收，今天的《汉志》即刘向、刘歆的《七略》。后经南北朝到隋的演进，到《隋书·经籍志》形成为四大类，即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清修四库全书，古籍分类大都因袭四部。《汉志》《隋志》对古书源流的了解有重要作用。因为利用这两志可对汉以前、隋以前作品有一个清晰了解，对于分别书籍真伪有重要作用，为历来研究者所重视。对宋代，要注意这几部目录学著作，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史·艺文志》等(尤袤《遂初堂书目》太简略)，这是包罗一代和前代的著录。读《四库提要》对历代都很有用。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
但搜集材料不能大海捞针，不能漫无边际，总应当把自己的研究放在相应的范围以内。一般地说，材料的搜集是在研究问题确定之后进行的。搜集材料是针对问题而来，是有目的，为解决问题的。因此，首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审查，这个问题值不仉得研究，这个问题前人是否已经做过，做到什么程度，一定要弄清楚。要做前人做过的问题，你所掌握的材料，至少要超过前人，否则，就“局促如辕下驹”①，不是很难下结论，就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一个初次开始进行研究工作的人，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其次，选择的问题，既不可过大，过大掌握不了；也不能过小，过小易于钻牛角尖，并且成为互不联系的点，前进中就要受影响。选题不仅要适中，而且要看这个问题的发展，分阶段、分步骤对提出的问题逐步加以研究，这样，才能高山滚雪球，越滚越大。所以初学者在选题时要请有经验的教师予以指导，避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确定了研究范围，材料的搜集就有的放矢，知道如何下手了。我以为有下列数点要注意：
(甲)首先掌握基础材料，这就是在第三讲“论史学”中所说，研究历史要先选基础材料书。因为基础材料书贯串一代，如典章制度诸方面的材料都有一些，虽说明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够，但掌握这些对要研究的问题就心中有数了。
要从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材料中发现和解决问题，那么，这些材料寓存在哪些书中，怎么去找呢?
首先要从基础书中去找。最常见、最一般、大量的材料首先寓存在基础书中．因而这些书也可以命名为基础材料。我给我的一年级硕士生讲宋史专题课，给他们讲的就是基础书、基础材料。
中国历史好几千年，谁也不可能上下古今地研究几千年的历史，精力不许可，一个人读不完那么多的书。只能分段进行，从断代史研究入手。宋以前的书，每个断代都可以读完；宋的材料，“比上有余，比下不足”，还能看完；明、清两代的书，任何人搞一个断代或明或清也读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克服浩如烟海的材料问题，就需要认真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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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请问罗山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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