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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辖区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干事比而视之，则一时代的状况可以跳活表现”（《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梁启超在考察古代中西交通的道路和学术文化相互影响时，曾运用了这个方法。他从许多记载传说中搜集出中国僧人西去印度的姓名可考者１０７人，姓名失考者８０人。再将这１８７人分时代、籍贯、学业成就、经行路线作种种统计，最后得出“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胜”的结论，弥补了常人只知中国人西去印度的前有法显、后有玄奘的片面认识的不足。
（３）追踪搜寻法。此法指的是研究者为搜求某事史料而览读某书时，发现某书提到与该项史事密切相关的另一些史事，或在注引中提到了与该项史事有关的另一些书名或篇名，便追踪寻读有关的史著，循此一直到未见新的踪迹方休。例如，为搜求有关屈原的史实，读《史记·屈原列传》，得知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司徒，并与张仪的活动有关，便追踪寻读有关楚怀王和张仪的史书。梁启超很重视史料的追踪搜寻法，并形象地称之为“随心所欲，无孔不入，每有所遇，皆不放过”。
（４）通过平时读书与阅读报刊搜集史料。史料的搜集按照目的性与时空性，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在确定选题后，即遵循题目对号入座地搜集专门史料，希翼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史料的搜集问题；另一种是立足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长远目标，广泛搜集与此有关的各种史料。后一种即属经常性地搜集史料，它需日积月累，甚至要穷毕生之力。很多史学家正是凭此而取得了很大成绩，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读书５０余年，包括通读二十四史三遍，写成８０万余万字的札记。吕思勉死后，其门人将其加以整理，以《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等编写的《古史辨》七册，汇集了从１９２６年１９４１年在各种文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讨论古史问题的文章３５０篇，资料极为丰富，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史学界考证古史的巨大成就。
（５）通过调查、采访收集口碑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颇盛行“口述史学之法”，这是一种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取得某一特定问题的第一手口述凭证为基础，经过对照和筛选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也是搜集史料的基本方法之一。其实，通过调查、采访收集口碑史料的研究方法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史记》里面就有不少材料来自碑刻资料、历史文物资料及民间的“畿语”与神话传说。《史记》内容丰富、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读来倍感亲切，这与司马迁注意实地调查、来访，占有丰富史料不无关系。至于研究近现代史，对事件当事人进行调查、采访尤其重要。
二、史料的整理
搜集而来的史料，还只是最初始的原材料，零乱而又分散，时间关系也十分混乱，不便于马上就引用，需要进一步细加整理。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中把史料的整理工作归纳为按性质分门别类和按时间先后加以排列两种方法，颇有参考靠价值。兹转述于下。
（1） 按性质分门别类的整理。即把从各种书中搜集来的史料，不依其来源，而以其性质加以类别。例如先立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类，然后把各种来源不同的史料，分别归纳到这三个类别之中。这样的分类，消除了史料来源的界限，突出了史料的性质。
但这样的分类，只是突出了史料的一般性质，尚不足以揭示史料的多样性，因此对史料还需细致分类。比如经济一类，可再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农业又可再分为土地的所有关系、耕种方法、技术、水利、地租、赋役等等。这样，大类之中再分小类，小类之中再分更小的类别，一直分到不可再分为止。经过这样的层层分门别类，既显出了史料的一致性，又显出了他们的特殊性。
（2） 按时间先后的整理。经过分类整理厚的史料，已经是按史料的不同性质进行了一次条分缕析的梳理工作，但这只是完成了史料整理工作的一个方面。史料来自不同的书籍，除开反映的史事本身有先后之别，对该史事的评述也有前后人之分，所以搜集来的史料的时代关系经常是十分混乱的。如果不加整理，极易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出现用后期的史料来说明前期的历史现象，或误把古人的转述误为当事人的记述而使用。因此，在完成史料的分类整理以后，还应当进行史料的分节，即把每一族的史料，以其所表示的史实之先后，加以再编排。如此一来，所突出的便不仅是史料的性质，而且也是它们依次发展的过程了。在实践分节的时候，种种问题就会突出出来：有若干条史料完全雷同；有若干条史料稍有差异；有若干条史料截然相反。对于这些史料，我们又要加以类集，使它们各为一群。凡雷同者要找出它们的前后关系，舍弃后者；凡稍有差异或截然相反的史料，要进行一番考证和辨伪，找出它们所以差异或相反的原因，清除讹误的部分。
总之，对史料的整理，既要将其分门别类，使之一清二楚；还要按时间先后再行编排，使之前后呼应，一脉相承。这种以性质为纬线，时间为经线，把记事本末与编年的方法融为一体而组织起来的史料，以后使用起来自然方便多了。
本节从史书的辨伪、史料的校勘和史事的考证三个方面介绍史料的鉴别方法，目的在于强调史料的鉴别是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是保证史料是否真实的必要手段；掌握一些基本的鉴别史料的方法是史学工作者必须的基本功。
一、 史料鉴别的必要性
将搜集起来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后，固然方便了史料的利用，但仍然不能马上就利用。史料很可能真伪错杂，互相抵牾，需要加以辨别，去伪存真，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郭沫若说得好：“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足，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十批判书》）。可见，史料是否真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鉴别史料的真伪，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环节。史学认识成果是否正确，有没有坚实的基础，首先就在于有没有鉴别史料的真伪问题。史料的鉴别或称考证，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是外考证，即史书的辨伪与文句的校勘；二是内考证，即对史事的真实性加以鉴别。
二、 史书的辨伪
在我国汗牛充栋地古文献中，有不少伪书。如仅据近人张心澂在《伪书通考》中的统计，伪书计有经部73部，史部93部，子部317部，集部129部。伪书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内容全伪者，如《孔子家语》、《鬼谷子》；有部分伪者，如《列子》、《竹书纪年》；有内容不全为伪而书名伪或书名、著者全为伪，如《春秋左氏传》、《商君书》；也有内容虽真，但时代为伪者等。伪书的出现，使史料真假难辨，是非不清，这些都为研究者征引史料带来了种种问题，不能不加以注意。
辨别伪书的工作早在汉代已经开时，人们在长期的辨伪工作中也积累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经验与方法。明代胡应麟在前人辨伪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见解，在《四部真伪》内，把辨别真伪书的方法归总为八点：
（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即检查最早目录书是否著录过；
（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即检查历代《经籍志》或《文艺志》，验明此书何时见于著录，考其流传的线索；
（3）“核治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考察与作者同时代的著作中，有无谈到或称引这部书的地方；
（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考察后世的著作有没有引用或发挥着这部书中某些言论、观点的地方；
（5）“核之文,以观其体”。即核查这部书的问题是否符合当时的语言文字习惯；
（6）“核之事,以观其时”。即考查书中所记述之事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即检查所标作者姓名,是否出于托名；
（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即考查传播书的是什么人。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胡应麟八点辨伪方法，给与充分肯定的同时，又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挥，提出了鉴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内容更为详备适用。概述如下。
（1）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突然出现者，什有九伪；
（2） 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3） 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4） 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明确者；
（5） 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义者，则今本必伪；
（6） 其书题某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
（7）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需慎加选择
（8） 书中所言，却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9） 两书同载一事绝无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二俱伪；
（10） 各时代之问题，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正，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 各时代之社会状况，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推见其崖略。若其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 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以上十二法，举事证、物证、理证，基本概括了如何辨伪的各方面内容，值得今人认真借鉴。辨伪史书是为了去伪存真，弄清史料的可靠性，加以利用。但经考证为伪书的，又该如何处理呢？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对此有独到的见解：“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样可靠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以为某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所以，对于这样的材料，“重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与作者而利用之”（《金明馆丛稿二编》），而不是一旦确定为伪，则简单地弃之不用或束之高阁。真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应客观地衡量伪书的价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利用其可取的一面。
三、史料的校勘
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免不了出现错误。雕版印刷为广泛应用前，书多系手抄，容易以讹传讹。有了雕版印刷后，“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袭，校雠稍疏，辗转失真，‘乌’、‘焉’称 ‘马’”。书中字体缺谬，语句脱落，衍文增句，文字、篇章前后错位，甚至改易原文等现象，不一而足，均影响了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史料的校勘同样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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