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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麻章区印刷家谱哪家最好？的起源。至于尧、舜的时代，文明已经形成光大，尤其在儒家心目中，是理想的“黄金时期”。孔子便说过：“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巍巍乎其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传统的经籍《尚书》，起首是《尧典》和《舜典》。这两篇在古时本来是一篇，就叫《尧典》，也有时称《帝典》。据说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尧、舜，不取有关更早时代的材料，是寓有以尧、舜为治世的深意的。著名的《礼运篇》，所描写的大同在禹、汤、文、武、成天、周公之前，同样是以尧、舜为治世的极致。这样，尧、舜在传统文化中，便成为理想的圣王明君了。
《尧典》以及其他有关文献所记载的舜是一个出身民间的人才的典型。他以贤德孝行著称，得到帝尧的选拔，通过危难政事等等考验，成为尧的重要辅佐。最后，尧不但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还让他做了帝位的继承人，完成了名垂后世的“禅让”。这些事迹，显然与儒家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相结合的理想一致。许多古书对尧、舜的传说作了发挥。近年发现的战国时期佚书竹简，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容成氏》，不仅以很多的文句铺陈尧、舜的事迹，甚至说自远古容成氏以来，其有天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尧能让贤，“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者”，把尧、舜禅让无限夸大了。
怎样看待尧、舜以及禹这一类古史传说，在史学界历来有争论。晚清以下疑古思潮的学者主张尧、舜、禹都是神话，系后人所伪托。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如王国维便说：“疑古之过，乃併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古史新证》，第2页）他专门提出青铜器铭文中关于禹的记载，作为证明，但没能列举关于尧、舜的较早材料，所举青铜器也较晚，是春秋中晚期的。2002年，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其铭文讲到禹的治水，文句同于《尚书·禹贡》和《禹贡》的序，与《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也很近似。看这些文献，可知治水一事和尧、舜是分不开的。古史传说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还是王国维先生说得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古史新证》，第1页）古史传说是古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能像后代史料那样直接引据，也不应因混有神话而全盘抹杀。
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例如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陶寺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其中有结构复杂的建筑基础，有规模颇大的贵族墓葬，出土了玉器、铜器及陶制的礼乐器等，还出现了文字。最近发掘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有学者推测与“观象授时”可能有关，而后者正是《尧典》的一项内容。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献中“尧都平阳”正好接近。由此看来，认为传说中尧、舜时代文明业已初步建立，是妥当的。
总之，九疑山舜庙之所以源远流长，并非偶然。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绵延悠久，后世对先代的仰溯追忆，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传统文化关于盛时治世的期待和理想。希望玉琯岩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印证“舜葬九疑”的考古发掘
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位于宁远县县城东南约34公里处的山间盆地中，总面积约32000平方米，地属九疑山瑶族乡九疑洞村，现地貌多为呈梯级分布的稻田耕土。自2002年春季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3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揭露面积近5000平方米，取得了多项阶段性成果。
目前，主要在遗址北部发掘探方200个，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在揭去遗址表层农耕土后，揭露出宋代舜帝陵陵庙基址。经发掘及开探沟证实宋代舜帝陵陵庙基址呈正南北向，东西宽80米，南北长120米。沿中轴线在宋代舜帝陵陵庙基址上已揭露出正殿、寝殿及东西配殿、厢房等建筑基址。遗址南部除西侧一线外，大部分尚未进行正式发掘。正殿、寝殿基址四周均铺有“鸿雁”纹铺地青砖，以为“散水”。正殿建筑面积876平方米，殿内均衡分布着40个边长200~220厘米的大型柱基地坑（磉墩）；寝殿建筑面积416平方米，殿内分布着24个边长160~180厘米的大型柱基地坑（磉墩）。柱基地坑内（磉墩）填满了砾石或瓦片。宋代舜帝陵庙基址上散布堆积着大量宋代陵庙的建筑构件及宋代瓷器的残片。年代最晚的遗物为南宋瓷片。
宋代舜帝陵庙基址之下直接叠压着唐代的建筑基址。唐代建筑基址大体与宋代陵庙基址重合，在宋代陵庙基址边缘的护边地基青砖之下叠压着唐代建筑的护边地基青砖；宋代陵庙殿堂的柱基地坑（磉墩）打破了唐代殿堂的柱洞，唐代殿堂柱洞中出土有晚唐瓷碗；唐代地层堆积中还出土不少唐代建筑构件及唐代瓷器等文物。为了保护宋代陵庙建筑基址，我们未对唐代陵庙基址作全面的揭露，只在部分地方进行了解剖分析。
在遗址西南部的唐代陵庙基址之下，进一步发现了汉代的建筑基址。目前所揭露的汉代建筑基址仅175平方米，在汉代建筑基址之上发现了一批排列整齐、间距一致的椭圆形柱坑及汉代建筑的原始地面。在汉代建筑基址之上出土了东汉早期的陶器及其残片。
我们之所以确认遗址最上层的建筑基址是北宋时期的，主要的依据是：基址上现存的护边地基砖与方形鸿雁纹铺地砖为典型的宋代青砖；基址上出土的一件筒瓦上有“开宝”的明确纪年，“开宝”为宋太祖的第三个年号；另一件筒瓦上有“歙州斋谴匠人吴皿”的刻划文字，歙州的建制起迄时间分别为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与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开宝”筒瓦与“歙州”筒瓦是基址上出土最多的筒瓦。考古遗迹现象与历名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九疑山志》记载，在玉琯岩下，“宋建隆初，刺史王继勋奉诏重修（舜庙），知制诰张澹奉敕撰碑。”关于宋代建筑基址的建筑功能性质，我们认为是舜帝陵庙。依据是：文献记载宋代在玉琯岩前重修了舜帝庙；玉琯岩石岩上的明清石刻有“舜帝灵祠今古在”、“虞庙巍巍俨舜颜”、“荒庭怀古四千秋”等石刻铭文；宋代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如正殿殿柱有40个，为7间4进；寝殿殿柱有24个，为5间3进；建筑面积达到9600平方米。如此大规模的庙堂在当地历史与传说中，除舜帝陵庙外，没有能与之相匹配的。
宋代舜帝陵庙的基址之下叠压的第一层建筑基址，我们认为是唐代的建筑基址。依据是：基址的护边青砖是唐代青砖；基址上柱洞垫基瓷器为典型的晚唐瓷碗；唐代地层堆积中出土了不少唐代的建筑构件和唐代瓷器等文物。对于唐代建筑基址的功能性质，我们认为还是舜帝陵庙。依据是：唐代建筑基址基本与宋代舜帝陵庙重合，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在当地历名与传说中，非舜帝陵庙不能与之相匹配；《九疑山志》记载：“（唐）僖宗时，长沙胡曾权延唐县令，请复立（舜庙）于玉琯岩下，有敕建舜庙碑记。”胡曾权复立舜庙为晚唐僖宗时，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也是晚唐遗址，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吻合。
唐代舜帝陵庙基址之下叠压着的建筑遗址，我们认为是汉代的。依据是，遗址之上出土有东汉早期的陶片等，证明唐代舜帝陵庙基址之下的建筑遗址，最晚也不会晚于东汉早期。汉代建筑遗址的功能性质，我们认为仍然是舜帝陵庙，因为有史籍记载可证。成书于东汉的《风俗通义》记载：“昔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管。”奚景得玉笙的地点即今天的玉琯岩，由此，可认为今天在玉琯岩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应该即是《风俗通义》中所说的“泠道舜祠”。
综上所述，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早在2000多年前，“舜葬九疑”的传说就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在九疑山修建了舜庙加以祭祀。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和马王堆出土地图上的绘记都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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