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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平定海宇，始回(东莞)大步，勤于治家，资产日益充拓，乡邻以急来告者，周之弗吝。洪武中以茂才征，未及仕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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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国《东莞县志》卷92《金石志》，第4页。
②罗亨信：《觉非集》卷5《同邑礼部侍郎陈琴轩公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第594页。
这个家庭在元代时已经是地方上如何真一类的乡豪，到明初又以地方势要的身份被征辟。还有一些家庭是读书人，崇祯《东莞县志》载：
赵晦，字俊明，系濮邸。元季避地石岗，在乱离尤笃志问学。乡里自雄者召为馆宾，不屑就。洪武五年，以明经膺荐，任番禺掌教。时干戈甫戢，士鲜知学，晦端范严课，日为讲授，士类丕变。①
在这里我们看到，元明之际广东的地方势力，除了随何真起兵再归附明朝的一批可能大多被明朝收编并发派在外任职或戍守外，还有一批人的动向值得注意。这些家庭多是在本地有一定的产业，或有读书受教育的背景。在元末战乱时，他们或避乱乡村，或虽参与了战乱，后又退而避之。到明初的时候，这些家庭成为明王朝所倚靠的地方势力。他们或送子弟入学出仕，或应辟出任官职，开始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礼治秩序。黄佐的两位祖先，黄教与黄敏，如果真有其人，大致就是这类势力。
黄佐声称其祖黄教是黄敏之弟，而这个黄教则徙居到叠溜乡下去了。他的事迹据黄佐的说法，主要是“与宗人定家礼，变夷习，乡人化之”。不过，前面又说，其父亲从简是“孤孑入广”，其兄早逝无传，何以在乡下会有“宗人”?假设此为实录，相信这些“宗人”亦可能只是同为黄姓之人罢了。而且，这些黄姓的“乡人”原来操“夷习”，看起来是未人教化之土著。虽然笔者无法证实黄教其人其事的真伪，但入明之后，在元末各地以武力建立权威之乡豪的势力逐渐削弱的同时，教化的确在珠江三角洲及附近地区乡村社会逐渐推广。黄佐在《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中描述这个地区经历了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并经过明代百余年的教化之后的变化曰：
广(州)本俚乡，风俗丕变，日新而月盛，实非一朝风化所能成。盖自杨孚董正学古高蹈，故其民朴而有文；自罗威唐颂厚彝伦，笃行谊，故其民敬颐而亲亲；自冯元通经登膴仕，故其民博于学；自梁观国以丽敦俗，故其民重正道而陋缁黄；自崔与之以清风高节为世师表，故其民守名节而乐恬退；及宋末二王入广，中原文献随之，名宦硕士，多占版籍而长子孙，人文益焕然矣。国朝百余年间，礼教渐摩，名德辈出，缙绅之家，以不学无礼为耻，以导欲诲淫为戒……三尺童子皆知绳趋矩步，以闲其邪心；畎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悠然有自得之趣。
如果不纠缠于这段虚饰文辞之真实程度问题，应不难读出一点本地社会从汉唐以后所经历的教化过程的轨迹。纵览广东地区的各种文献，通观明代之前及以后的乡村社会变动的情势，可以得到一种印象——如果说，明代以前本地的教化主要还是体现在少数“名宦硕士”家族子弟开始接受儒学教育的话，明代以后，随着接受儒学教育的人士日渐增加，他们开始致力于改造本地风习，推广儒家礼仪，教化渐渐深入和遍及广大的乡村。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南海唐豫等人推行乡约的努力。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3载：
唐豫，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乡贡，授增城县学教谕。博洽群书，乡人号为“唐书柜”，有《龟峰集》传于时。豫生而颖悟，少从翰林典籍孙蒉游，作诗文有古人风度。性刚介，无谄曲，交友克尽义，尤笃于孝，作蓼莪亭以寓孝思，主事刘履为之记，以古孝子不能过称之。自号乐澹，学者称为乐澹先生。时有平步六逸，谓东卑周祖生、南轩周祖念、节庵刘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刘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严，衣冠严肃，为世所钦。尝相与定乡约，乡人信守行之……行之一年，争讼蔑息，久之，颓俗渐革，一时公卿间皆尊重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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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东莞县志》卷5《人物志》，东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重排本，1995年，第556页。
香山县士人容悌与明初在家乡推行教化事是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嘉靖《香山县志》卷6《黎献志》载：
容悌与，字行白，乌石人。性质醇厚，学博行修，明经，长于书。永乐中署儒学事。聘修邑志，士大夫成推重之。执弟子礼者，无远迩。居家有礼，男女各有学，祀先谨祠堂之制，嫁宗族孤女数人。母陈氏病风瘫，悌与躬侍汤药十三年，无顷刻忘懈。及母殁，哀毁逾礼。邑人称为孝行先生，自经学外，攻吟咏，别号云岚，所著有《云岚集》数卷。卒年七十有七。
在香山《容氏谱牒》中，有一篇容悌与本人撰于洪武十九年的《创立蒸尝记》，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用儒家礼仪教化乡村的努力。其文曰：
悌与少孤，幼居乡里，无名族蒸尝之礼，止问诸亲戚故旧之家，时节讳诞之辰，随家丰俭以奉祀。此吾香山之风俗，随时奉先礼也。吾家自高曾二祖，旧有灶田三十余亩，租百余石，各房轮流掌管奉祀。嗣后失其诚，高曾讳诞，几至缺略。时悌与犹少，未能继志述事，时时独念于心。年十八，忝为庠生，每于窗灯之下，见春露濡而心怀怵惕，见秋露降而心常凄怆……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长幼咸聚于宗舍，悌与以情相告，诸昆弟一闻是语，各皆惊愕，无以自容。遂相以创立春秋二祀，八房之祖考皆与焉……惜乎未立宗子。遂将应祀祖者编定，书于版册，轮流奉祀，其余弟侄未及，以俟后编。嗟乎，人生唯仁义礼乐四事而已……虽寒族贫家，而仁义礼乐不可以不兴，否则不可谓之人也!
容悌与的这些做法，可为黄佐述其祖黄教事迹所呈现地方社会正在发生的情势提供一个实在的例证。可以说，黄教的事迹，以及前面引述陈琏父子及其他诸人的行实，或多或少反映了乡村教化在明初开始推广的过程。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在明初还只是刚刚开始，更大规模的普及化，是在明英宗以后。黄萧养叛乱以及明朝政府平定黄萧养叛乱的措施，直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社会教化的进程。但那已是后话，本文暂不展开。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初开始的这个教化过程，是与在当地同时发生的其他制度性建设相配合的，明东莞罗文焕《重修儒学记》云：
洪武三年，诏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邑学舍庳陋弗称，前未遑及。五年秋七月，詹令至，设施次第，先之以诸祀坛壝，严祭报之本，奉典祀也；推人户甲乙，以均力役之征，重民事也。期年政行，百废用兴，远迩称善，方拟建庙学，明教化。适海濒不逞之徒，啸聚弄兵，乃率众穷涉陬险，讨而擒之，正其罪于有司。继有逋逃之卒，远萃渊薮，则又设策散离，絷而归之，还其籍于军府。①
这里提到的几个方面——设学校、行祀典、均力役、擒盗贼、缉逋逃、籍军户，就是明代初年在地方社会建立王朝秩序的基本措施。虽然施行的效果各地不一，实施方式也可能千差万别，但经过长期的努力，的确逐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构了一直延续到近代的社会秩序。其中，与黄佐《自叙先世行状》这一段文字有关的，就是籍发军户一事，为这个转变之重要契机，有必要特别作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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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东莞县志》卷6《艺文志》，第725页。
根据黄佐这段记述，我们知道，黄佐的曾祖，也就是黄从简之孙温德，在洪武初年被“系诸尺伍”，即籍为军户，并先后发往广州右卫、南海卫和香山卫守御。由于明征南将军廖永忠是洪武元年三月入广州，随即进军广西，洪武二年九月还朝，如果温德是因为见怒于廖永忠而被籍为军的话，时间应该是洪武元年，至迟不晚于洪武二年。虽然黄佐所言的原因颇为可疑，这里姑且不予深究，只想讨论温德被系籍充军，在当时是相当正常的情况。
关于明代军兵的来源，《明史》卷90《兵志二》云：“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又有垛集军，《明史》卷92《兵志四》云：“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在这些政策之下，明朝初年大量的人口被编集为军。军户不但是明王朝最直接控制的臣民，而且在编户齐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尤其是广东地区，在元末社会完全失控的状态下，跟随何真归附到明朝之人，主要是何真以及各地土豪直接控制的部属，这些人中不少首先转为明朝的军队，即所谓“归附”者。另外还有大量明王朝实际上不能控制的人口，他们叛乱靡常，对明初社会秩序构成极大威胁。为了建立统治的秩序，明王朝采取种种措施，把本来不能控制的人口编集为军。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数次派何真回广东收集旧部军校，发往各地卫所从戎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收集无籍之人为军兵的行动。《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癸亥”条载：“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又《明太祖实录》卷223“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子”条载：
广东都指挥使花茂奏：东莞、香山等县大溪山、横琴山，逋逃蛋户、輂人凡一千余户，附居海岛，不习耕稼，止以操舟为业。会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盗，隔绝海洋，殊难管辖。其守御官军，冒山岚海瘴，多疾疫而死。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从之。
花茂在广东收集无籍之人为军事，《明史》卷134《花茂传》、嘉靖《广东通志》卷7《事纪五》所载在具体地点和被籍为军兵的对象上略有出入。不过，这些出入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大致上就是生活在珠江口的海岛及东西两翼地区上的蜑户、輂人。这里提到的蜑户、輂人，原来多属无籍“逋逃”之人，所谓“殊难管辖”，显然是因为没有登入政府名籍之故。将其收为军兵，也就把这些原来在政府户籍控制体系外的人户编入政府的版籍。又据焦竑《国朝献征录》卷99《广东右参议王公溥传》记曰：“王溥……时兵起无粮无籍军，都司咨取甚亟。溥曰：‘国以民为本，今一概起取，赋税从何出耶?’遂奏闻。上是之，只起无籍，余皆获免。”亦可证明花茂建议收集无籍之人为军，在洪武时已经是通行的政策。崇祯《东莞县志》卷3《兵防志》列出洪武年间的“从军事由”，有以下数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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