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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桃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古孝子不能过称之。自号乐澹，学者称为乐澹先生。时有平步六逸，谓东卑周祖生、南轩周祖念、节庵刘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刘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严，衣冠严肃，为世所钦。尝相与定乡约，乡人信守行之……行之一年，争讼蔑息，久之，颓俗渐革，一时公卿间皆尊重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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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东莞县志》卷5《人物志》，东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重排本，1995年，第556页。
香山县士人容悌与明初在家乡推行教化事是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嘉靖《香山县志》卷6《黎献志》载：
容悌与，字行白，乌石人。性质醇厚，学博行修，明经，长于书。永乐中署儒学事。聘修邑志，士大夫成推重之。执弟子礼者，无远迩。居家有礼，男女各有学，祀先谨祠堂之制，嫁宗族孤女数人。母陈氏病风瘫，悌与躬侍汤药十三年，无顷刻忘懈。及母殁，哀毁逾礼。邑人称为孝行先生，自经学外，攻吟咏，别号云岚，所著有《云岚集》数卷。卒年七十有七。
在香山《容氏谱牒》中，有一篇容悌与本人撰于洪武十九年的《创立蒸尝记》，清晰地表达了他希望用儒家礼仪教化乡村的努力。其文曰：
悌与少孤，幼居乡里，无名族蒸尝之礼，止问诸亲戚故旧之家，时节讳诞之辰，随家丰俭以奉祀。此吾香山之风俗，随时奉先礼也。吾家自高曾二祖，旧有灶田三十余亩，租百余石，各房轮流掌管奉祀。嗣后失其诚，高曾讳诞，几至缺略。时悌与犹少，未能继志述事，时时独念于心。年十八，忝为庠生，每于窗灯之下，见春露濡而心怀怵惕，见秋露降而心常凄怆……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朔日，长幼咸聚于宗舍，悌与以情相告，诸昆弟一闻是语，各皆惊愕，无以自容。遂相以创立春秋二祀，八房之祖考皆与焉……惜乎未立宗子。遂将应祀祖者编定，书于版册，轮流奉祀，其余弟侄未及，以俟后编。嗟乎，人生唯仁义礼乐四事而已……虽寒族贫家，而仁义礼乐不可以不兴，否则不可谓之人也!
容悌与的这些做法，可为黄佐述其祖黄教事迹所呈现地方社会正在发生的情势提供一个实在的例证。可以说，黄教的事迹，以及前面引述陈琏父子及其他诸人的行实，或多或少反映了乡村教化在明初开始推广的过程。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在明初还只是刚刚开始，更大规模的普及化，是在明英宗以后。黄萧养叛乱以及明朝政府平定黄萧养叛乱的措施，直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社会教化的进程。但那已是后话，本文暂不展开。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初开始的这个教化过程，是与在当地同时发生的其他制度性建设相配合的，明东莞罗文焕《重修儒学记》云：
洪武三年，诏天下府州县开设学校，邑学舍庳陋弗称，前未遑及。五年秋七月，詹令至，设施次第，先之以诸祀坛壝，严祭报之本，奉典祀也；推人户甲乙，以均力役之征，重民事也。期年政行，百废用兴，远迩称善，方拟建庙学，明教化。适海濒不逞之徒，啸聚弄兵，乃率众穷涉陬险，讨而擒之，正其罪于有司。继有逋逃之卒，远萃渊薮，则又设策散离，絷而归之，还其籍于军府。①
这里提到的几个方面——设学校、行祀典、均力役、擒盗贼、缉逋逃、籍军户，就是明代初年在地方社会建立王朝秩序的基本措施。虽然施行的效果各地不一，实施方式也可能千差万别，但经过长期的努力，的确逐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构了一直延续到近代的社会秩序。其中，与黄佐《自叙先世行状》这一段文字有关的，就是籍发军户一事，为这个转变之重要契机，有必要特别作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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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东莞县志》卷6《艺文志》，第725页。
根据黄佐这段记述，我们知道，黄佐的曾祖，也就是黄从简之孙温德，在洪武初年被“系诸尺伍”，即籍为军户，并先后发往广州右卫、南海卫和香山卫守御。由于明征南将军廖永忠是洪武元年三月入广州，随即进军广西，洪武二年九月还朝，如果温德是因为见怒于廖永忠而被籍为军的话，时间应该是洪武元年，至迟不晚于洪武二年。虽然黄佐所言的原因颇为可疑，这里姑且不予深究，只想讨论温德被系籍充军，在当时是相当正常的情况。
关于明代军兵的来源，《明史》卷90《兵志二》云：“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又有垛集军，《明史》卷92《兵志四》云：“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在这些政策之下，明朝初年大量的人口被编集为军。军户不但是明王朝最直接控制的臣民，而且在编户齐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尤其是广东地区，在元末社会完全失控的状态下，跟随何真归附到明朝之人，主要是何真以及各地土豪直接控制的部属，这些人中不少首先转为明朝的军队，即所谓“归附”者。另外还有大量明王朝实际上不能控制的人口，他们叛乱靡常，对明初社会秩序构成极大威胁。为了建立统治的秩序，明王朝采取种种措施，把本来不能控制的人口编集为军。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数次派何真回广东收集旧部军校，发往各地卫所从戎外，还有几次大规模的收集无籍之人为军兵的行动。《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癸亥”条载：“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又《明太祖实录》卷223“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子”条载：
广东都指挥使花茂奏：东莞、香山等县大溪山、横琴山，逋逃蛋户、輂人凡一千余户，附居海岛，不习耕稼，止以操舟为业。会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盗，隔绝海洋，殊难管辖。其守御官军，冒山岚海瘴，多疾疫而死。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从之。
花茂在广东收集无籍之人为军事，《明史》卷134《花茂传》、嘉靖《广东通志》卷7《事纪五》所载在具体地点和被籍为军兵的对象上略有出入。不过，这些出入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大致上就是生活在珠江口的海岛及东西两翼地区上的蜑户、輂人。这里提到的蜑户、輂人，原来多属无籍“逋逃”之人，所谓“殊难管辖”，显然是因为没有登入政府名籍之故。将其收为军兵，也就把这些原来在政府户籍控制体系外的人户编入政府的版籍。又据焦竑《国朝献征录》卷99《广东右参议王公溥传》记曰：“王溥……时兵起无粮无籍军，都司咨取甚亟。溥曰：‘国以民为本，今一概起取，赋税从何出耶?’遂奏闻。上是之，只起无籍，余皆获免。”亦可证明花茂建议收集无籍之人为军，在洪武时已经是通行的政策。崇祯《东莞县志》卷3《兵防志》列出洪武年间的“从军事由”，有以下数种：①
归附军：洪武元年，广东归附后，平章廖永忠收；
职目军：洪武四年，命山东参政何真回邑追籍前自称围主、元帅等名目；
水军：洪武十五年三月，南雄侯赵庸籍蜑户；
降民军：洪武十五年十月，平苏有兴贼，悉籍从贼者；
收集军：洪武十六年，命何真回邑收集旧部曲；
无籍军：洪武二十三年，籍军之脱漏户口者；
逃民军：洪武二十四年，都指挥花茂言：“东莞逋民附居海岛，殊难管辖。”遂籍之；
垛集军：洪武二十七年，钦差都督刘恭来邑验民户，有壮丁三人，垛集一兵，其二丁一丁者，辏为正、贴，二户共垛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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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东莞县志》卷3《兵防志》，第345—347页。
建言军：洪武二十九年，讦诸人直言得失，被言者籍之；
达军：胡元遗种，本卫旧有数十名。正德间，尚有每里刺达火者，嘉靖间，唯羊宜住黑黑存。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家无恒产的流移人口大量被籍为军兵。在这个地区的很多族谱资料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政策实施的历史遗痕。①
了解这一背景就不难想见，黄佐的曾祖温德被“系诸尺伍”，在明代初年，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其祖黄从简是何真的部将，其家庭本来就是归附的军户。②不过，如果我们对黄从简和其子的事迹存有疑问的话，温德究竟因何种原因被“系诸尺伍”，就还有其他可能性了。揆诸情理，上引崇祯《东莞县志》中列举的各种情况(除“达军”外)都是可能的——若黄从简真有其人其事，那么黄温德可能一直承袭了“归附军”的身份，也可能是先逃脱，后再被追籍或收集为军；如果黄从简只是一虚构的人物，那么温德就有可能是由民户垛集，也有可能因其是逋民，或是无籍，或是蛋户被籍为军。
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黄温德被“系诸尺伍”这段历史，黄佐的后人似乎有要加以淡化的倾向。前引黄培芳撰《黄氏家乘》所收前人撰写的文字，如黄佐的《自叙先世行状》和《香山县志》中的《朝贵公传》中，虽然保留着温德“系诸尺伍”的记载，但在《家乘》卷3中的温德小传，不但只字不提温德“系诸尺伍”事，而且把“广州右卫—调(东莞)南海卫—徙隶香山守御”的经历，改为“原居南海—侨寓东莞—葬香山”。《家乘》卷5有一篇记载温德生平的《朝贵府君年谱》，其中洪武元年纪事是完全空白的，洪武二年纪事中只有“公冠”二字。温德本来就没有多少有记录的事迹可辑成《年谱》，黄佐所记温德“系诸尺伍”的故事在有记载的温德生平中，也许是最具体又生动的一节，而且在家族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竞不见录入年谱。《年谱》中呈现的温德其人，完完全全是一个落第士人的形象，与黄佐笔下那个被籍为军兵的温德判若两人。可见《年谱》编者的确是有意删削的。黄培芳在《黄氏家乘》序文中云：
吾族向有家乘，编自先文裕公，洎遭兵燹，家籍残阙，惜乎不可复睹，谨得康熙间重修钞本一帙。培芳童时即有志续修……嘉庆乙亥，一二父兄属为草创，爰定义例。适族兄永东出所藏丛残老谱，参互考订，更得其真……
由此看来，黄培芳修谱时，已经看不到黄佐撰修的版本，他录入《家乘》的黄佐《郡志自叙先世行状》是从《泰泉集》中辑出的。在谱系和小传中，有关温德的事迹，并没有采用黄佐原来的说法。③我估计可能在黄培芳之前，这个家族就已经改写了温德的经历。黄氏家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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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松桃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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