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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
逃民军：洪武二十四年，都指挥花茂言：“东莞逋民附居海岛，殊难管辖。”遂籍之；
垛集军：洪武二十七年，钦差都督刘恭来邑验民户，有壮丁三人，垛集一兵，其二丁一丁者，辏为正、贴，二户共垛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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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东莞县志》卷3《兵防志》，第345—347页。
建言军：洪武二十九年，讦诸人直言得失，被言者籍之；
达军：胡元遗种，本卫旧有数十名。正德间，尚有每里刺达火者，嘉靖间，唯羊宜住黑黑存。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家无恒产的流移人口大量被籍为军兵。在这个地区的很多族谱资料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政策实施的历史遗痕。①
了解这一背景就不难想见，黄佐的曾祖温德被“系诸尺伍”，在明代初年，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其祖黄从简是何真的部将，其家庭本来就是归附的军户。②不过，如果我们对黄从简和其子的事迹存有疑问的话，温德究竟因何种原因被“系诸尺伍”，就还有其他可能性了。揆诸情理，上引崇祯《东莞县志》中列举的各种情况(除“达军”外)都是可能的——若黄从简真有其人其事，那么黄温德可能一直承袭了“归附军”的身份，也可能是先逃脱，后再被追籍或收集为军；如果黄从简只是一虚构的人物，那么温德就有可能是由民户垛集，也有可能因其是逋民，或是无籍，或是蛋户被籍为军。
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黄温德被“系诸尺伍”这段历史，黄佐的后人似乎有要加以淡化的倾向。前引黄培芳撰《黄氏家乘》所收前人撰写的文字，如黄佐的《自叙先世行状》和《香山县志》中的《朝贵公传》中，虽然保留着温德“系诸尺伍”的记载，但在《家乘》卷3中的温德小传，不但只字不提温德“系诸尺伍”事，而且把“广州右卫—调(东莞)南海卫—徙隶香山守御”的经历，改为“原居南海—侨寓东莞—葬香山”。《家乘》卷5有一篇记载温德生平的《朝贵府君年谱》，其中洪武元年纪事是完全空白的，洪武二年纪事中只有“公冠”二字。温德本来就没有多少有记录的事迹可辑成《年谱》，黄佐所记温德“系诸尺伍”的故事在有记载的温德生平中，也许是最具体又生动的一节，而且在家族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竞不见录入年谱。《年谱》中呈现的温德其人，完完全全是一个落第士人的形象，与黄佐笔下那个被籍为军兵的温德判若两人。可见《年谱》编者的确是有意删削的。黄培芳在《黄氏家乘》序文中云：
吾族向有家乘，编自先文裕公，洎遭兵燹，家籍残阙，惜乎不可复睹，谨得康熙间重修钞本一帙。培芳童时即有志续修……嘉庆乙亥，一二父兄属为草创，爰定义例。适族兄永东出所藏丛残老谱，参互考订，更得其真……
由此看来，黄培芳修谱时，已经看不到黄佐撰修的版本，他录入《家乘》的黄佐《郡志自叙先世行状》是从《泰泉集》中辑出的。在谱系和小传中，有关温德的事迹，并没有采用黄佐原来的说法。③我估计可能在黄培芳之前，这个家族就已经改写了温德的经历。黄氏家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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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162页。
②在《双槐岁抄》中与黄从简并提的何真另一骁将高彬，随何真归附后，就隶属军籍，孙黄诗《送高文质游杭州》(见《西庵集》卷5)中有“君惜从戎佐南伯，归朝名在骁骑籍”句可证。
③嘉靖《香山县志》卷7《香山黄氏家乘序》(嘉靖三年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经筵讲官同修国史高陵吕楠撰)中亦提到“自国初温德始有尺籍隶香山”，可见黄佐撰修的《家乘》关于温德的经历与《先世行状》所述是一致的。另外，明代与黄佐有关人士，如黎民表撰《泰泉先生黄公行状》(见《黄氏家乘》卷4，第17—30页)、文征明撰《处士黄温德墓志铭》(见嘉靖《广东通志》卷18《舆地志六》，第13页，但不见于各种文征明的文集)等文献中，也都很清楚说温德“隶香山尺籍”；不过，比黄佐更早时，由黄瑜请翰林修撰黎淳撰的《处士黄泗墓志铭》(见同上书)中，并未提及此事。
于温德“系诸尺伍”这段历史的记忆采取暖昧态度，并非要隐去他们祖先曾是卫所军籍这一事实，①但很明显，温德“系诸尺伍”经历，在后来的家族历史记忆中是被有意“淡忘”的。对于这种做法的用意，虽然不应随意揣测，但如果把从战功显赫的黄从简，到“与宗人定家礼，变夷习”的黄教，再到“举于乡，入成均”的黄瑜之间的家世连接起来，温德“系诸尺伍”的经历，多少有点“说不清”的味道。注意到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从这些文献中阅读明代地方社会的历史，多少会增加一些思考的余地。一个“家业荡然，惟潜心于学”的祖先，相较一个“以困苦之，居无何，又徙隶香山守御”的祖先，对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士大夫家族来说，不是一种可能更近真相的历史记忆吗!
(丁)子讳泗，字惟清，当家事日落，乃事懋迁以致裕。永乐丙申，邑大饥，谷价翔贵，独平粜，贫者造门，辄予之粟。尝有峒民来易粟，误倍其直。既去矣，会其数过赢，呼而还之，曰：“掩人之误而利其有，犹盗也，吾岂为哉?”正统末，盗李千户来攻香山城，城门闭者三月，民有菜色，为粥以饲之；子女有流离者，出金赎之，归其父母。乡人感其德义，称为长者。子讳瑜，字廷美，即先大父也。幼聪颖，明《尚书》，景泰丙子举于乡，入成均，与天下士讲肄，为文章必援经术，证时务，人尽逊谓弗如也。天顺癸未，疏正身正家六事，凡数千言。上之，触权贵，将得罪。赖吏部尚书王翱、户部侍郎薛远救之而免，繇是誉日章。
这里轻轻的一句“家事日落”，其实是黄温德在洪武初年被发充香山卫所军伍时困苦处境的写照。前文既然说温德是因为“慷慨辞不就”百夫长而被充军，可见他在卫所里大概只是普通军士。明代初年，卫所军士之困苦，正如朱元璋自己在《大诰武臣序》中所言：“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了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前面说过，在现存的《黄氏家乘》中，黄佐高祖温德这段籍充卫所军的经历被刻意淡化了，只留下了“家业荡然”几个字还透露出一点记忆的痕迹。不过，在《黄氏家乘》中，温德四个儿子的小传，多少还可看出这个家庭从困苦的卫所军户到后来发迹的转变的一点遗痕：
五世
洙，公字惟鲁，朝贵公长子，性醇谨……生洪武丙辰年十月乙亥……
泗，公字惟清，号源远，晚号七十翁，朝贵公次子，以子瑜贵赠文林郎，生洪武辛酉年五月二十四日申时，终景泰庚午年六月十二日辰时，年七十，徙居香山……按墓志……女二，长适武德将军钱世用，次适曹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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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推测黄氏要隐瞒其家原来是军籍的事实，但于志嘉教授在审读过本文草稿后给我的书面意见中指出：“我曾经查过黄培芳撰《黄氏家乘》，当时对于族谱编纂的经纬并未多加留意，但即使是匆匆翻查，也非常确定此一《黄氏家乘》是军户家族的族谱，如果说黄培芳有意掩盖，他的目的显然未能达成。我的疑问是，如果黄培芳修谱时，已经看不到黄佐撰修的版本，又一心想要将先世曾为军籍的事实掩盖掉，那么他对于黄佐《泰泉集》中的《郡志自叙先世行状》，最好的方法是视而不见；事实则是他不但将之收进《黄氏家乘》，并且未做任何删削，让所有阅读族谱的人都能读到这一段文字，知道他们的军籍出身。我的想法比较单纯，黄培芳弃广州右卫、南海卫、香山守御所不用，改以南海一东莞一香山称之，是因为道光年间这些卫所都已不存，他因此改用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之。何况当时广东地区民众已无卫所军役威胁(清代残留若干漕运卫所，其军户仍须负担漕运军役，可参考于志嘉：《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5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年，第833—887页》，也没有必要掩盖先世曾为军户的事实(可参考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原籍军户与卫所军户之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1分，2003年，第97—140页)。”
涵，公字惟容，朝贵公三子，豪爽不羁，负贩江湖，粤俗罕能正音，公长身如玉，吐音如钟，时称为正字黄……男一：琼，徙居江西。
洋，公字惟正，号祥性，朝贵公四子，性谨敏，然不甚治家业。
温德生于1352年，温德的长子洙出生的洪武丙辰年即洪武九年，是1376年，其时温德约25岁，温德之妻姓关，南海山南人，可能与何真部下关景熙或关敏家族有关。由以上这几条非常简略的记载可以推想，温德于洪武二十五年去世时，其长子洙17岁，应该是承袭军役之人。这个家庭究竟从什么时候由在东莞的海南卫移居去香山，前引黄佐《先世行状》中说温德“繇广州右卫，已而调南海卫，以困苦之，居无何，又徙隶香山守御以卒”。从文字表达上看，意思很清楚，是温德本人徙香山守御，并亡故于香山。与黄瑜“同举于乡且同庚”的云南按察司副使陈骐撰《明故文林郎知长乐县事双槐黄公墓志铭》中也说“祖讳温德，徙居香山”。但文征明《处士黄温德墓志铭》则云：
温德，字日朝贵。既而宣慰卒，父亦继亡，而天下大乱，岭海阻饥，府君夙遭闵凶，又属时艰，辛苦百罹，数阽于死。已，又被籍为兵，初隶广州卫，徙南海，再徙东莞。间关流离，无所得食，而奉其继母林氏，往来兵间，客授自给，身虽屡空，而其母供具无乏也……府君卒于洪武壬申七月十四日，年四十一……先是，府君卒之明年，其家徙隶香山，夫人乃负府君柩浮海，葬香山之大北山。
这些材料应是黄佐本人提供给文征明的，而且较前两篇文字的记载更为具体，但这里同黄佐自己撰写的《先世行状》中有关其祖徙居香山的记载，似乎有点出入。我估计，这个差异可能出在温德本人籍隶卫所与家庭居住地之间的区别。明朝初年，卫所军士的家属是否需要随军居住，似无特别规定，尤其是改调者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与何人同住改调卫所。但朝廷的用意，是倾向于要求军士的“当房妻小”，也要住到卫所中的。①温德在东莞南海卫的时候，他的妻子和未成年子女，也随之住在卫所。但温德后来被调到香山守御，他的家庭是有可能没有，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兴义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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