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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湖区文化部门对家谱修编的指示巴没得饭’，能出去的都出去了，起码占我们全村人口的70%；你看今天来的几十个人，那里有年青人嘛”。该村曾经荣获了“全国计划生育先进示范村”的称号，但当我们问及“村民自治”和村干部选举情况时，村书记说，“我也不太清楚，我是去年底回来才当的书记，因为老书记满60了；现在村里头没得年青人，书记、村长都是我，我还要管计划生育，那里管得过来嘛。”笔者后来了解到：村书记之所以不赞同“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说，是因为该村的许多村民是把自己一家的几分地完全撂荒了外出务工的。
3、治理主体弱质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三峡库区乡村治理主体的弱质化，也是其“新农村建设”主体弱质化的问题。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农村，6岁及以上年龄受教育人口的总体受教育水平低，而且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还外出务工；对于这种性状，从生产力角度看，是推动库区农业发展的主体弱质化和人力不足；从资源的角度看，是农村人力资本构成进一步呈现出畸形化的态势；而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是治理主体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的弱质化。
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然而，三峡库区一些乡村发展主体的弱质化，已经影响到三峡库区的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表现在：一是由于发展主体的弱质化，新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难以进行，从而导致库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受阻。正如，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基层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试点性的在一些乡村建立了“村读书阅览室”，主要提供一些农业科普、环境卫生、计划生育宣传等方面的书刊，但尴尬的是，留在村里的村民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二是农业税取消后，农民没有了因依附土地而必须纳税的压力，所以耕地极少的库区农民宁可土地撂荒到外面去打工，也不从事农业生产；虽然一些撂荒地被乡村中留守的弱势人群耕种，但耕作者一般不再对土地进行投入。按忠县石堡镇太平村村民的说法：“那些撂荒的地只能是种一回算一回、收几颗算几颗”。三是当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乡村中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时，乡村既没有能力开展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也没有能力承接政府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如，我们在武隆县和开县调查时了解到：一些乡镇领导说，“我们开展的新农村建设项目，村里没得劳动力，就是政府出钱向农民买工都找不到人；现在又不准摊派，来的尽是些老头、老婆婆和娃儿……”四是当库区农村乡村治理主体以老幼、病残等留守人群为主时，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建设、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民主选举、村民计划生育自治管理等，都几乎流于了形式，甚至有许多乡村还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倒退了。正如，在我们2007年4月所调查的三个区县的7村中，每当问及村民自治、基层民主选举等话题时，村民们要么说“不晓得”；要么感到困惑，甚至还有许多村民还觉得我们提出的“问题”好笑。正如，固国村的村书记对我们说：“你们说的那些事，都是按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现在又不催粮交款了，村里面最多就是按上面的要求填点报表、发点特困户的补助……”
四、结语
第一，笔者讨论的“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其实并非是一个乡村能够通过自治或自身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也并非仅仅是笔者所讨论的两个话题，但限于篇幅。
第二，重庆市是全国典型的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二元结构突出的直辖市；而重庆二元结构的“症结”在于大农村人口问题，尤其是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农村人口超载和乡村治理主体的弱质化已影响到重庆三峡库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时。因而笔者讨论重庆三峡库区乡村治理中的“困惑”的话题，是希望引起研究同仁的关注。
第三，目前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超载严重的现象和乡村治理主体弱质化的问题，正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为此展开了重庆三峡库区农村人口转移，即“二次移民”的相关研究。
第四，三峡工程建设的“百万移民”为世界所罕见，因而关注和研究移民社会尤其是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并以此探索、创建“移民社会学”这一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既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社会学界的责任。
[参考文献]
曾明德，戚攻，2002a ，《移民经济学导论》，《探索》第2期。
曾明德，戚攻，2001b，《重庆“移民经济”研究》，重庆出版社。
胡锦涛，2007、3、9，《总书记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重庆日报》第1版。
刘国辉，2006，《重庆市三峡库区人口布变化与人口布局问题研究》，重庆市人口发展战略招标课题。
沈承平，2007，《试论三峡大移民体现的以人为本思想》，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研究生调研报告。注：作者系三峡库区巫山县纪委书记。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第17期厅局级领导干部进修班第二组《调研报告》，2006，《浅论重庆库区农村移民的稳定和发展》。
戚攻，2005，《我国社会转型的五重性与西部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第1期。
重庆市人口普查办公室，2004，《重庆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社会分化和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村民自治问题[ 、此文作为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的名称是：《行动者群体资格研究：转型社会的实践与理论》，项目批准号：06JJD84001。]
王春光
村民自治建设在中国已经搞了近二十年，究竟效果如何？下一步该如何走？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积极评价者认为，村民自治无疑推动了中国民主化发展，有消极评价者对此全然否定。现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村民自己。本文根据民政部2006年在全国实施的问卷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从不同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们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等层面去剖析村民自治的实践效果。
一、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与社会转型
迄今为止，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仅仅限于政治学，社会学对此涉足很少。政治学的学术特长在于对政治权力运行和政治参与的分析，而忽视了对社会结构和背景的重视。不论是对村民自治持肯定评价还是否定评价，其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忽视了中国农村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阶段及其特点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化是明显的，村民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和流动空间。“农村中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制的性质，但却是农民得到了两个相当重要的东西，一是土地耕作和经营的相对自主权，二是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这两个相对自主的权力，成为改革后的农民所拥有的两项最基本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自由流动资源’”。[ 、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7-178页。]（孙立平，1993）正是有了这样的“自由流动资源”，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才有了新的农村治理模式的诞生：国家治理回归到行政治理为主，让社会有更多的自主空间，从而诞生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村民自治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农村社会在更多的“自由流动资源”基础上不断地拓宽社会空间，继续发生趋于多样化的社会转型，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城镇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这反过来对农村以村民自治为主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在村民自治研究所不应忽视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对于社会阶层分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所有阶层理论、政治学理论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讨论，不论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还是韦伯的阶层理论，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阶层理论，都不例外。这里对此不作深入的讨论，而只是从有关理论中引申出这样的看法：不同阶层对民主的需求和看法以及参与是不同的，这同样发生在当今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建设上。因此，对农村村民自治做出笼而统之的抽象判断，会与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显得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因为它们忽视了农村社会分化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特征。
在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虽然没有城市社会那么显著，但是，农村社会的阶层化已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也是农村居民自身所切身感受到的。农村社会分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地位上，而且也明显地体现在权力、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由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农村社会阶层进行了不同的划分或分类，有四大阶层、六大阶层、八大阶层乃至十二大阶层等等之说。我们在以前的调查研究中根据职业以及承载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不同，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七大阶层，即村干部阶层、企业老板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农民工阶层。（陆学艺，2001）这些阶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都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不一致性。由于地位不同，不同阶层对待村民自治的态度和认知很有很大的差别，由此也影响到他们对村民自治的参与和评价。
农村社会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外生性。村民自治制度不是村民内部产生的，而是由外部或者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然后交由农村居民去执行。虽然村民对自治有着内在的需求，而且在历史上村民也有过长期的内部自治的经历，但是，与当前进行的村民自治建设有许多差别：首先制度化水平相差太大；其次是，过去国家权力几乎没有卷入，而现在国家权力深度卷入，不但从立法上给予支持，而且在具体实施上还进行具体的指导、控制和管理；最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起到主导作用，是历史上乡村自治所没有的。这样的转型特点显然对村民认识和参与村民自治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在经过近二十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经历了多次村民选举，据我们的了解，村民对村民自治的一些程序已经比较了解，而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村不同阶层对于村民自治的效用有不同的认知，也有不同的参与程度。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直接左右着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进程和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村民自治成了农村不同精英的博弈平台，从而将底层民众的关注、需求以及行动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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