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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陵修家谱价格呢？谁稍好一点呢？我认为老二最辛苦，大哥次之，我的情况稍强一些。
大哥去汉口前在二伯家生活，放牛、做农活、也读书。到汉口后提篮小卖、学织布，再后就远离家乡到湘南桃源五、六年。但他毕竟在兄嫂的照顾下生活，有兄嫂可靠，家里相对也放心一些，这么说并不排除大哥学徒时期的辛苦之处。我在表兄店子里，他是“老总”， 说了算，加上我老老实实学习做事，半年后父亲也到表兄店打工，所以无人欺负我。表兄还主动安排我白天干活、晚上学习，上学回晚了，没赶上夜宵，炊事员专为我留一份放在火炉子边的汤锅盖上保温。当时认识不到，后来想起来这一切没有表兄的照顾是不可能的，比起大哥来也许强一点，当然我也有我的辛苦之处。
二哥就不同了。先是鸦片馆学徒，初去时老板娘要他带小孩玩、生炉子、做卫生、打杂。三、四个月后老板见他灵活，安排他学做鸦片颗粒，这东西虽供吸毒人员使用，但制作时难免对身体产生影响。还没出师国民政府就取消了鸦片服务业，只得另谋出路，改换门庭学做皮鞋。我看他们三四个师兄弟在二楼一小房做事，白天还开灯照明，整日坐在凳子上干活，那里也不能去，虽是一门好“手艺”， 没当师傅时只供吃饭、没有工资。由于战争原因，又没有出师，先后当了五年学徒，只混了一张嘴。1949年从上海回汉口时，船票都无钱买，靠自己的精明躲过检查这一关。如果不回可能抽丁到台湾，根据他的个性，难有什么理想的结果。
上述虽然没写具体的辛苦内容，也可想而知知。我们兄弟三人少年时期在外谋生，在父亲眼里是“一碗水端平了”， 也为三个孩子各做了安排，但我们三人之间的处境是不同的。我与大哥均有人关心日常生活，可老二就缺这非常重要的一条，理应比我俩差得多。见到现在14—15岁孩子的幸福，回想我们少年时期，不相当了解历史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可在当时农村乡亲眼中，还羡慕不已。“杨四爹的几个儿子都在汉口吃白米饭。”那时无法让孩子上学认个“上、下”的家庭，终身文盲，死守“农门”。
三. 婚姻
抗日战争前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也提倡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但实际做不到。除上层社会、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中极少数人士能自由恋爱和有钱人家赶时髦外，广大农村还是沿袭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制度，那时候父母为幼时儿女选一门亲事并定下来，就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只等儿女长大成家。
我们兄弟三人都是受到这种制度的制约和影响，老大的婚姻就不说了，二哥与我的婚姻可以见证这种制度的程序。
小时候，我们仰仗父亲在当地四周的小威信，10岁左右不时有好心人为我俩兄弟的终身大事关心。大概是1941年前后的一个秋天，父母接受了好心人的关顾，决定为我俩兄弟同时订婚。当时男方称“拿八字”， 女方称“发八字”， 何谓“八字”、 又怎么“拿、发” 呢？作点简单介绍。
中国几千年文化延传承至今的六十花甲以天干（甲、乙、丙、丁……）、地支（子、丑寅、卯……）相互搭配、组合12次一轮回需六十年，称一甲子。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合起来就是“八字”， 即X年、X月、X日、X时。如我的出生是农历壬申（1932年）3月18日辰时，其“八字”为壬申（年）、甲辰（三月）、甲寅（十八日）、戊辰（时间）。所谓八字命好不好就看各人的八个字参照属象与阴阳五行逐一分析推算，是否相生相克。在男女订婚以前先将双方的八字请算命先生算一卜，是否相克？如不相克就叫合“八字”，八字不合，亲事无望，八字下面一把刀，“分”。 如女方属虎、男方属羊，纯羊遇猛虎，死定了，女克男，不合。如“八字”相合，就由女方将其八字写在一小红纸上拿到男方处，一边发、一边拿，这“八字”一发一拿，比现在的结婚证的信誉度还高几百倍。现在结婚了还可以离婚，过去是一发一拿定终身。从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毛驴跟着走、嫁给叫花子背叉口。
父亲为了热闹，实际上是为了省钱，决定我俩同一天拿“八字”， 这在当时农村的确少有，也被四周乡亲羡慕，一时间成了人们闲谈的主要内容。不少长辈、兄嫂向我俩兄弟开玩笑：你爹一次为你们兄弟箍了两个猪娃。
我的介绍人是隔壁厚安哥嫂子，上辈喊她快姑。女方是现在蔡甸新生砖瓦厂对河的朱家老台，姓朱，后有变。二哥的媒人是我们家的老亲戚杨家垸的表叔、姓胡、父亲叫他焕廷，他也是二嫂姨母的公爹。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两个媒人先后将各自手上所拿八字边喊恭喜、边将八字放在神龛上，父亲点燃香烛，我俩脆地作揖的情景。有人说将来俩人同一天拜天地更有意义。
1950年农历10月二哥完婚。当时接亲用花轿抬新娘，由于二嫂娘家在汉口，用花轿一天时间不能往返，经商定二嫂由汉口回乡到杨家垸胡家起身。大喜之日，四人抬的花轿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把新娘接回家。二哥的婚事从订婚到结婚完完全全是按封建社会的习俗办理。当时也有人议论说汉口姑娘嫁到乡里什么的，二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自我开玩笑：我家有二代知青，第一代就是二嫂。
二哥对家庭非常负责，十分尊重二嫂，只要有一点时间马上回家做事，减轻二嫂的劳累程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为了帮忙解决肖晓明结婚住房问题，同时也是拿回自己应有的房产而得罪了某人，其人无中生有、信口开河，诬蔑二哥有婚外情，说的理由也十分可笑：长期在汉口工作，不把二嫂迁到汉口去住，肯定有鬼。
真是无聊至极！二哥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确实长期住汉口小夹街71号汉阳商业办事处，但他是属于工作出差性质，那时的交通、通信状况完全不能和现在同一而语，若每天两头跑，身体受不受得了不说，工作肯定是干不好的，当时什么物资都紧张，不是买方市场，而是卖方市场，不多动脑筋、多跑路，优秀釆购员荣誉会从天而降？住汉办完全是工作需要。其次是那个时期迁移户口的难度相当大，我当年为儿媳胡艺、侄女桥兰、回民小刘只是把工作单位变动一下，尚不涉及户口变动问题，都伤透脑筋，还需换手抓痒，帮我在汉口解决一个，我至少在蔡甸帮你解决一个，甚至更多。二哥有这个能力吗？第三再想想，即使二嫂户口迁到汉口，她会去吗？当时双民、新民还不能独立生活，需人照料，二嫂会丢下儿女不管？况且二哥本人的户口在蔡甸，不在汉口。
妖言不一定惑众，造谣都没水平。晚辈若听到什么切勿相信，二哥在这方面绝对是清白的。
四.住学习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学习班的形式进行。凡进入学习班学习的人无一不是当时单位领导怀疑其有问题的对象。因此一人进入学习班学习，全家人、亲朋好友无不担心。
1971年春，二哥进入了“一打三反” 学习班，这“三反”中有一重要的一条是反贪污。二哥被单位安排“学习”， 简单说就是单位领导怀疑他经济上有问题。当时学习班地点设在老汉阳一中校内，非常严肃，二十四小时部队守门，后改为民兵站岗。学习期间纪律是“五不准”， 其中一条是不准外出，工作人员出入凭特别通行证。学员如因特殊大事，只准在内部会客，并由积极分子陪同。有的积极分子为投表现，左上加左，以致有的被审查对象一时受不了冤屈走上不归路的事件时有发生。
学习班的组织形式分为营、连、排，总领导机构是营部办公室，总负责人由县委宣传部长担任，并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中内设四个付主任，分管各连，我是付主任之一。连队以行业划分，连长每天向分管的付主任汇报情况。
二哥在学习班学习，不仅家里担心，我也着急。我怕他受不了冤屈而发生意外，因此时时留意，但又不能直接与他联系，不能对话，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学习班的纪律。
每天晚饭后自由活动时间，学员们都在操场上散步，二哥只要出现在我眼中，他身边总有人“陪他说话”， 我知道这是重点审查对象，但每天的《学习简报》商业版中总不见肖秀祥的经济问题报导情况，各连集体汇报时也从没听到二哥名字，完全得不到准确消息，心里相当不是嗞味。在斗争进入紧张阶段，全学习班1100多人中，400多人的商业连队一周内有4人自杀，震动了全学习班。紧急研究的结果是商业连队方法策略有问题，需要改进，而我这时满脑都是二哥现在到底怎样。
思来想去，想出了一个站得住脚的办法――我们的付主任中有一个叫刘克楚的同志，与二哥是五十年代初亲密同事，俩人一直保持来往。我首先单独与刘付主任讲明我的想法得到同意后，再把其它付主任邀请一道座谈，请求为我解难。我说：现在学习班内的斗争进入紧张的揭批阶段，商业连出了多起事，我在这当付主任，可我二哥却是这次运动的审查对象，非常担心。刘主任知道他的个性，脾气不好，容易对人顶撞，搞不好怕出大事，按纪律我又不能直接找他谈话，所以想请刘主任代我以正常手续找他谈一谈。内容其一为认真学习、端正态度；其二是如有问题，主动坦白，争取从宽。如经济上要退赔，我在外面向亲友借款，以后慢慢归还；其三为如无问题，耐心向组织解释，把来龙去脉说清楚，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大家统一思想后，刘主任受托通过商业连部找到二哥。二哥知道刘的来意感动不已，并向刘吐了一肚子苦水。刘回到办公室告诉我：你家老二讲商业连的积极分子多次找他麻烦，“你兄弟立场坚定，不会救你命，有问题躲不过的，尽快交待。”我叫来那些积极分子，当着你老二面，把你的意识一一说明，你家老二叫你放心，绝对没有经济问题，一定好好学习。并说人是两块脸，运动后我们还要见面的。“还要见面的”感动了刘主任，我也放心了。随后为了解除二嫂的担心，我搞了几支冬青树苗，托人带信二嫂到一中来取，二嫂也理解我的用意，到一中拿树苗时，我向她介绍二哥近况，叫她放心。至今农村老屋厕所边的冬青树还起着挡风作用。
到此我可以为二哥在经济上下个结论：虽然家大口阔、经济比较困难，但在几十年长时期与经济打交道的工作中，是清清白白的。子孙们应相信这点，这是我写这段文字的目的。
五.顶梁柱
二哥的一生，无论是在外的工作中，还是家庭内的主要方面都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他在我们大家庭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某些方面我们仨兄弟比起他逊色不少。用父母的话“莫说水廷的脾气拐，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他顶倒的”、 “这多年他杠门顶户”。 这就是我在此文开头写的“父母心中顶梁儿”来历，下面讲几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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