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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村民自治实践说明了，在当前社会分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的转型过程中，推进民主建设是整合社会、协调社会多元利益、打成社会共识的最为有效的机制和手段。正如上面指出的，尽管村民自治中还有不少问题，社会各个阶层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总体来讲，其共识和积极参与度还是非常之高，说明了民主的整合能力。而且村民自治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与乡村民主建设不足以及其他层面的民主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上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能力，去参与到更广泛的民主建设中去。这对推进中国的民主是有相当大的裨益的。
乡村自治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深入的讨论：第一，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通常的看法是民主是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按李普塞的观点，凡是民主国家都是工业发达和市场发达的国家，而集权国家通常都是工业落后、市场不发达的国家。[ 、李普塞特，《政治人》，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一观点能否解释中国乡村自治建设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村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显然目前村民自治建设中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能激发乡村民主发展，同时对党组织产生新的影响，但是乡村自治的局限性在这里也有展示。第三个问题，乡村民主向更高层面的发展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乡村民主自身的不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上文中有所呈现，但是讨论并不很充分，也没有足够的实证资料给出答案。当然在其他的研究中有所涉猎，但是还是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不论对乡村自治作如何评价，有一点却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主意识和行为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到了提高和锤炼。另一个是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互动为乡村民主发展提供了社会结构基础。这两点是本文向读者呈现的主要观点。
参考文献：
1、陈剩勇、何包钢，《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3、李普塞特，《政治人》，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4、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张静，《基层政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8、Tony Saich，2004,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流动儿童身份意识及其行为初探[*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06CSH008）和河海大学科技创新基金“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资助。
作者简介：王毅杰（1973－），社会学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后；史秋霞（1982－），河海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王毅杰 史秋霞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南京 210098)
[摘要]目前流动儿童研究多集中于教育领域，而他们的心理及自我意识较少涉及。本文在回顾身份意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南京某民工学校的实地调查资料，讨论了流动儿童在参照群体下的身份意识，以及可能的自我定位及行为取向。
[关键词]流动儿童；身份意识；行为取向
一、引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流动农民不再以“单枪匹马”而是以“拖家带口”的方式进入城市社会务工经商，家庭化趋势、移民定居趋势逐步扩大，儿童所占比例也逐年增加。“五普”数据显示，占流动人口总数13.78%的流动儿童已达1410万，其中农业户口占到了70.9%。同时对于居住时间的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城市的居住属于“长期居住”而非“短暂停留”[1]。可以说流动儿童成为了新生的流动大军。
对这一新生的流动大军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教育权的平等获得、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诸如政策、资金等人为方式予以逐步解决，而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流动儿童今后将在哪儿生活？他们能够适应这个地方的生活吗？如果说年长的流动农民出于“生活预期”、“生命周期”等制度性或客观性因素而将返回农村[2]，那么，对于这些既没有熟人社会生活记忆，又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流动儿童来说，他们会像父辈们一样“叶落归根”吗？如果以后返回故土，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若是想留在城市社会，那么他们将如何看待自己在城市中的身份？城市居民对于他们的这种身份又是如何看待的？能够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吗？如果他们不能与城市社会融合，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第一代中较为年轻的新生代的“问题民工”呢？
进而，他们的身份意识对于其留在城市还是返回家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流动儿童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城市居民，接受城市的文化，那么他可能会倾向于主动的、积极的留在城市；反之则会回到家乡。当然最让我们担忧的是，当流动儿童将自己视为城市居民时，并没有得到与城市儿童相当的待遇与发展机会，甚至这种自认为的身份都没有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流动儿童可能因得不到相应的待遇而产生强烈的剥夺感，进而产生失范行为，这将成为城乡融合、社会稳定发展的严重隐患。
二、身份意识的研究
在学术界，对身份意识的研究有两种基本取向：具有结构主义取向的“静态”模型强调.人们在生产和劳作中的关系及人们得到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如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的决定作用；与之不同的是“动态”模型强调，阶层意识并不都来自其拥有的社会地位，也受阶层间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或社会场景变化的影响[3]。
依据客观指标分类出的阶级或阶层，是否具有或形成共同的阶级阶层意识、相互的群体认同以及一致的社会政治态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阶级阶层行动，这是阶级阶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4]。马克思认为客观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人们的主观身份意识和社会政治态度，且社会经济指标划分的阶层在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即“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经过一个觉悟化的过程，意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时，就会采用阶级行动，此时的“自在阶级”就变成了“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认为，客观经济指标划分的阶级阶层必定具有共同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政治态度。韦伯（M. Weber）在三维分层理论中也对阶层划分与阶层意识及行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经济分层虽然对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其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声望分层）。因此，在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层认同之间，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
如今的大多数研究并不能证实在现实社会中存在马克思所说的“自为阶级”——即有着共同阶级意识并采取阶级行动的阶级群体。多数研究还发现，依据客观指标划分的阶级阶层与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之间有些联系，即阶级阶层归属对人们的价值态度有影响，但并不是完全取决于阶级阶层位置，它同时也受到其它的身份归属（如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5]。因此，笔者同意韦伯阶层理论的分析，认为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价值态度之间的关联程度，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政治情境下有所不同。
无独有偶，默顿（R .Merton）从参照群体视角再次阐明相同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必然形成共同的身份意识并采取一致行为。在研究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社会观点和行为之后，默顿与合作者发现，处于同样地位的士兵观点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参照群体，并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参照群体并非就是他们的隶属群体[6](p385—440)。
进而我们认为，身份意识是处于群际交往的场景中的个体如何给予自己定位[7]（p210），是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8]。这种身份意识产生于群体间接触之后，并感觉到彼此存在差异或利益冲突，如果缺乏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或互动，或者至少通过传播媒介而非形体式的信息接触，自我意识必然不会产生，也即没有“他群”意识就没有“我群”意识的产生。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Wallerstein），“认为一个族群的成员身份，是一种社会定义，是成员的自我认定和其他族群对之认定这两者的相互作用”[7]（p71）。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的身份意识是自我的定位与外群体对这种定位的反应相互作用建构而成的，同时这一建构过程与其选择的参照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选择的参照群体不同，流动儿童获得的身份意识也会存在差异。
三、参照群体下的身份意识
本文所利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在南京市H民工学校初二学生所进行的为期13周的义教活动。义教活动前期，这些初二学生撰写了“我的……”作文。依据这些作文和平日观察，我们选择较为突出的人物进行深入观察与访谈，同时对他们的老师进行了访谈。在义教活动结束时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中，我们选择了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城市儿童作为他们的可能参照群体，询问调查对象感觉与这三个群体“一样”还是“不一样”及原因。表1是69份有效问卷的结果，其中“原因”部分是笔者根据填写内容而进行的整理分类。
表1：参照群体下的身份意识
参照群体 比较情况 比例 原因 比例
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 一样 48.5 都是外地来的 36.4
都是农民工子女 27.3
都是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来这里上学的学生 18.2
其他 18.2
不一样 19.1 性格 15.4
学习 23.1
语言 15.4
家庭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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