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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家谱设计并落笔：“太子太保翰林学院编修两江总督云汀陶澍赠，道光三年瓜月谷旦”。此匾在文革时被毁。]。在大厅内还挂有一些对联。建成后的人民英雄纪念堂不仅是人们祭祀神祗、许愿还愿、问卦求签的地方，而且也成了所在村和邻近几个村的公共活动和交流场所。
2003年，大桥山三仙殿最终通过县民宗局的批准，正式更名为“三仙宝殿”，成为了正式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建立了相应组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大桥山三仙殿重新制定了“教员要求”、“财物制度”等文件。大堂的毛邓画像及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图都被移到了对面的牌楼（2002年建）上挂着，牌楼的房顶上则是一个八卦图。现在人们要是进去参观或祭祀，极少注意到这个牌楼上悬挂着的革命前辈们的画像。他们把雕刻在大门上的“甘泉山人民英雄纪念堂”刮除掉，
以“三仙宝殿”取而代之。但大门前雕刻有“甘泉露集资扶贫委员会”的石碑仍屹立在那里，纪念着它曾经的一段历史。
四、信仰空间再造的动力学分析
（一）信仰空间及其再造中的权力关系
上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信奉共同的神衹，基于同样的目的，原本属于一个共同体的不同村庄在追求合法性过程中面临相异的条件并采取不一样的手段，结果是神衹得到不同的利用，形成了不同名称的建筑物和信仰组织，但两个建筑物不仅有着相同的建造风格和规划设计，而且有着相同的用途。两个叫法相异的组织机构在结构与功能方面又几乎雷同，见图1。最后，刚开始以人民英雄纪念堂的名义修建的三仙殿也变成了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
卡内提（2003：199）早就指出过空间与权力的同一性关系。两个建筑物作为信仰空间的物理呈现方式及其结果，并不仅仅是文化实践的场所，而且还是生产和再生产权力关系的枢纽。这其中涉及到空间的赋予性意义与行动/结构关系的问题。空间本身能折射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可被视作行动者与国家相遇、互动的结果。在外部力量和内部竞争的冲击下，两个村庄联合体以不同的行动方式和资源手段构建出各自的观殿。甘泉山三仙观和2003年之前的人民英雄纪念堂，尽管都是祭祀“三仙”的场所，但被浇铸了不同的意义，折射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不同互动关系及其结果。前者是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后者宣称是纪念人民英雄的地方。作为空间的这两个建筑物，所表达的并非历史存在或“传统”，而是民众与国家制度和基层政权通过长期互动、博弈之后所形成的“新事物”。空间背后是不同主体对各自利益的角逐，还有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文化为获得在乡村社会的支配地位的竞争，更有着隐蔽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技术。
涂（Tew, 2002：chap.7）通过对权力关系的深入剖析，提出了一个权力关系类型学的矩阵图（见图2）。四种类型的权力关系是交叉的，而且可以向其它形式转换。许多社会制度包括了几种同时运作的权力形式。我们可以根据涂的权力关系类型学来对个案故事进行解读。民众虽处于政治权力结构的被支配位置，但实际上拥有可以用来对付支配者阻碍他们实现集体目标的合作性权力。合作性权力来源于人们共享文化价值观、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在这里，它是基于共享“三仙”文化的地方认同而生产出来的。而政府虽然拥有压制性权力，但基层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在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将其转化为了一种共谋性权力。于是，控制型权力便转化为成了聚合型权力。这为信仰空间再造创造了重要条件。
民众的合作性权力，与基层宗教部门的“合作”密切相关。建殿事件在发生之前就嵌入了国家所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当中，但最终的空间呈现形态是民族国家、基层政权与行动者的互动塑造起来的，三者力量的消长变异导致了结果的不同。在压制性权力特别强的地方，违规建造寺庙殿观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农民反复修建，政府就反复拆毁。而在国家的压制性权力较弱、基层政权也更倾向于顾及自我得失的地方，违规建造事件发生得就更为寻常。基层政权出于对政治风险的谨慎估量，会在适当范围内认可民间信仰的合法性——但会要求民众对其信仰做出某些策略性的调试或转换，与当地人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譬如，不做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事情，不损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因为在传统信仰根深蒂固、地方关系错综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基层政权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的制度试图去打击这些封建落后迷信、拆除寺庙殿观，往往徒劳无功，而且只会给自身带来难以摆脱的麻烦，也是难以成功、达到预期目标的。T县民宗局的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基层政府往往将其所拥有的压制性权力转化为共谋性权力，与民众在达成某些共识的前提下，默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原本属于国家制度排斥的范围。
国家权力还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对空间再造起到辅助作用。石湾村的大桥山三仙殿要比符家湾的甘泉山三仙观先行修建，当时前者就拟采用甘泉山三仙观的名称。但这个名称迟迟未能在得到政府承认，还被符家湾村“抢”去。符家湾、大冲和先锋三村后来修建三仙观时，则就采用了甘泉山三仙观的名称。由于后者修建的三仙观更接近原始的古殿位置，在地理和历史上似乎都比前者更具有充分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些都还不够。符家湾村之所以能对“甘泉山三仙观”这个名
称顺利且迅速地后起而据之，宗族关系、政治资本所起的作用不能忽视。符家湾村修建的三仙观比石湾村先行修建的三仙殿发展得更快更好，与该村拥有更多的政治和宗族资本是分不开的，因为该村人能促及到国家的权力体系里更多的关系资源。当时的县长不仅是符姓人，而且老家在符家湾村。此外，符家湾等村修建三仙观的组织者FKA的外甥还在县民宗局工作。这些宗亲关系
不是必要条件，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缺乏这些背景条件，两个三仙观（殿）的名称之争可能会更加激烈。所以，甘泉山三仙观的名称就“名正言顺”地被后建的三仙观采用，并得以在县里正式登记注册。由此可见，国家机关工作干部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重建过程中，但同一宗族的人或其亲戚依仗他们的地位和声望被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因此，国家权力通过宗亲关系的媒介被地方民众非正式地利用了，间接地帮扶了信仰空间的再造，实际上构成了影响重建事件的进程和结果的重要力量。
宗教活动场所作为社会性产物，权力对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和作用痕迹仍然可见。面对国家权力的强势地位，民间精英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绕过国家来违规打造寺庙殿观。他们更可能下意识地通过某种迂回的方式来获得国家的认同，通过认同国家权力和制造国家在场这样看似退步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这可谓一种“反抗的艺术”。与此同时，更多的权力支配及其运作也表现出内隐而非外显的特征。国家意志形塑了人们如何创造空间的方式。两个建筑物的空间秩序和布局设置反映了民族国家的象征性权力及其支配。甘泉山三仙观前檐横梁上雕刻的金色大字“信教自由；遵纪守法”以及各种与民族国家历史和时事联系起来了的对联，通过展现民族国家的特色和历史来表示他们对国家支配的服从。可以肯定地说，原始古殿里绝对没有雕刻和悬挂这样的对联。空间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通过体现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显示国家对“三仙”祭祀场所的监视和规训的存在，他们进一步增强了自身信仰和行为的合法性。国家话语和象征在
信仰空间的标示和出现，使国家达到了改造、型塑和监控民间信仰的效应，国家权力也就借助于空间的物理特征而发挥了象征性支配的作用。
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恢复的传统确实可以称作是一种传统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修建或重建的许多宗教活动场所都是基于当前社会环境的一种解释、适应、利用和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对过去的真实存在的一种维持和延续。
事实上，民众对观殿的空间布置并未受到国家或基层政权的胁迫，但很多布置却展现了“国家”在其中的痕迹。观殿内悬挂着的开国领袖的画像与清朝大官赠送的匾额，无不暗含着某种权力政治，体现出国家认同的极端重要性。当然，反过来说，这些空间形态又内藏着民众反权力的技术和策略，有助于信仰空间的存在与发展。不论如何，他们总归还是重新打造出来了当地的文化符号和传统信仰的空间，尽管这个“传统”实际上已经不再完全是过去的那个传统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恢复的传统确实可以称作是一种传统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修建或重建的许多宗教活动场所都是基于当前社会环境的一种解释、适应、利用和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对过去的真实存在的一种维持和延续。]。
（二）民众的行动策略
按照现今制度，诸如“三仙”这样的民间信仰并没有政治合法性。但有学者认为正是此种类型的信仰更富有创新性和适应性，且更积极进取（Lu, 2004）。甘泉山人采取多种行动策略来获取、增强“三仙”信仰和三仙观（殿）的合法性，即印证了这一观点。
1.转换策略
转换策略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充分挖掘并发展小传统的“大”面貌。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来说，“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众的民间信仰构成了‘小传统’，而儒教、道教和佛教则构成了‘大传统’”（C. Joachim, 1986:5）。作为小传统的民间信仰与作为大传统的官方/制度性宗教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见表1），确切地来考察，民间信仰不等同于也不属于儒释道中的任何一种，有时候的确与官方认定的迷信活动无法截然区分开来，因此被国家将其与合法宗教形
式隔离开来。于是，将小传统转换为大传统、非制度性转换为制度性便是他们的重要策略。二是将在现代语境下不合法的做法转变为“合法”做法。政治环境和制度政策极大地影响到区域信仰的形态，民间信仰在社会变迁中也面临着主动做出适应性转变的命运。符家湾等村的民众将作为社区神的“三仙”变成了道教神祗，而石湾等村则把“三仙”变成了人民英雄。这种做法还包括：民众在政府国土部门登记他们将要修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筑物的时候，都宣称是建造私宅，以获得批准。
转化的行动策略所实施的缘由，一方面是民众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国家现今的宗教分类机制将民间信仰排除在合法和正统的范围之外。就性质而言，如果一定要说“三仙”信仰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话，那么它就是在底层民众中盛行的区域性民间宗教信仰。它在杨庆堃（C.K.Yang, 1961）那里属于“扩散性宗教”，也就是非制度性宗教，而在杨凤岗（Yang, 2006）那里则被纳入了“宗教灰市”的范，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三原家谱设计”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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