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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家谱设计会形态的变化。通过体现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显示国家对“三仙”祭祀场所的监视和规训的存在，他们进一步增强了自身信仰和行为的合法性。国家话语和象征在
信仰空间的标示和出现，使国家达到了改造、型塑和监控民间信仰的效应，国家权力也就借助于空间的物理特征而发挥了象征性支配的作用。
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恢复的传统确实可以称作是一种传统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修建或重建的许多宗教活动场所都是基于当前社会环境的一种解释、适应、利用和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对过去的真实存在的一种维持和延续。
事实上，民众对观殿的空间布置并未受到国家或基层政权的胁迫，但很多布置却展现了“国家”在其中的痕迹。观殿内悬挂着的开国领袖的画像与清朝大官赠送的匾额，无不暗含着某种权力政治，体现出国家认同的极端重要性。当然，反过来说，这些空间形态又内藏着民众反权力的技术和策略，有助于信仰空间的存在与发展。不论如何，他们总归还是重新打造出来了当地的文化符号和传统信仰的空间，尽管这个“传统”实际上已经不再完全是过去的那个传统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恢复的传统确实可以称作是一种传统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修建或重建的许多宗教活动场所都是基于当前社会环境的一种解释、适应、利用和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对过去的真实存在的一种维持和延续。]。
（二）民众的行动策略
按照现今制度，诸如“三仙”这样的民间信仰并没有政治合法性。但有学者认为正是此种类型的信仰更富有创新性和适应性，且更积极进取（Lu, 2004）。甘泉山人采取多种行动策略来获取、增强“三仙”信仰和三仙观（殿）的合法性，即印证了这一观点。
1.转换策略
转换策略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充分挖掘并发展小传统的“大”面貌。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来说，“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大众的民间信仰构成了‘小传统’，而儒教、道教和佛教则构成了‘大传统’”（C. Joachim, 1986:5）。作为小传统的民间信仰与作为大传统的官方/制度性宗教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见表1），确切地来考察，民间信仰不等同于也不属于儒释道中的任何一种，有时候的确与官方认定的迷信活动无法截然区分开来，因此被国家将其与合法宗教形
式隔离开来。于是，将小传统转换为大传统、非制度性转换为制度性便是他们的重要策略。二是将在现代语境下不合法的做法转变为“合法”做法。政治环境和制度政策极大地影响到区域信仰的形态，民间信仰在社会变迁中也面临着主动做出适应性转变的命运。符家湾等村的民众将作为社区神的“三仙”变成了道教神祗，而石湾等村则把“三仙”变成了人民英雄。这种做法还包括：民众在政府国土部门登记他们将要修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筑物的时候，都宣称是建造私宅，以获得批准。
转化的行动策略所实施的缘由，一方面是民众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国家现今的宗教分类机制将民间信仰排除在合法和正统的范围之外。就性质而言，如果一定要说“三仙”信仰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话，那么它就是在底层民众中盛行的区域性民间宗教信仰。它在杨庆堃（C.K.Yang, 1961）那里属于“扩散性宗教”，也就是非制度性宗教，而在杨凤岗（Yang, 2006）那里则被纳入了“宗教灰市”的范畴。无论是非制度性宗教也好，灰市宗教也罢，
都不在国家的管制范围之内（地方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性质鉴定有很大的决定权）。只有将其信仰及其活动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之下，信仰及其活动才具有合法的意义，才没有太大的政治风险。
宗教制度在阻碍区域信仰发展的同时，也给民众的各种行动策略提供了可能性。为了免受政府的干预或禁止，人们将原本属于宗教灰市的民间信仰转换为了属于宗教红市的道教，积极主动地将小传统并入大传统。20世纪90年代，当甘泉山人力图复兴“三仙”信仰、再造三仙观（殿）时，他们不再把“三仙”仅仅当作社区神，而开始把它当作是道教的神衹来理解，主动将此区域信仰与正统道教取得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这是一个适应新的历史社会环境、对信仰进行重新理解和定义的行动过程。这样的策略及其结果成为了他们今后开展信仰活动和相关行动的条件。
不过，虽然县民宗局将三仙观（殿）登记为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但他们私下里其实并不认可“三仙”信仰是属于道教这一说法[ T县民宗局局长说：“按照宗教的正规搞法，他们的搞法不是蛮正规，很不规范。但是，这农村里你又怎么叫他们去按照规范、正规地来搞呢？甘泉山三仙观和大桥山三仙观的那几个老婆婆（指负责三仙观日常事务的神职人员），本来她们投入道教的时间又不长，（加上）知识水平又不高，又没读多少书，你怎能要求他们按照道教来搞？”地方政府的“配合”，仍然源于一种“共谋性权力”实施的必要性。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情形在全国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2.发展合作性权力
在建造三仙观（殿）时，面对代表国家权力来进行干预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民众能够产生如此有效的集体反抗？这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拥有合作性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两方面：首先，现实的权力是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民众是国家权力运作所赖以依托的根基和作用的客体，缺乏民众，国家权力的运作则无从谈起。因此，民众对国家拥有一种认可和支持的合作性权力；其次，人们从共同信仰中获得权力。共同信仰不仅赋予他们集体认同感，而且带给了他们集体行动的勇
气和能力。这个权力来源实际上是共享文化和共同情感——从群体内聚力中诞生的团结和联合抵制能力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都一致地认为建造观殿是正当合法的事情，那么地方政府就是在阻碍他们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正常修建工作。他们又相信法不责众，即使违法也不畏惧。总之，民众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反抗和抵制权力支配者的权力，限制、抵消甚至摆脱法律和权力的实施效果。追求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也就是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对话、协商与较量的过程。譬如，按照历史惯例，“游傩案”需要抬着“三仙”在境内巡游，但宗教法律又不允许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开展宗教活动。但每年的“游傩案”都是按照历史的传统惯例进行的。尽管DGW跟群众说过国家的这个规定，但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做。转型期，历史惯习（也可说习惯法）与国家法仍然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前者同样左右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机制产生更直接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历史惯习
也是合作性权力的来源。
至于这种合作性权力在现实社会中的展现形式，我们可以从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管窥一斑（详尽的冲突描述见符平，2006）。民众通过威迫、忽视、转化或劝说的非暴力行动创造了一种建立在自我管理基础之上的新秩序。国家的法律制度被变通了，民众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管理他们的事务。尽管符家湾村的甘泉山三仙观历史上就存在，在当地人看来恢复三仙观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但实际上，从准备重建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民众与地方政
府的博弈和较量，如1998年底的政府干预事件就凸显了很大的矛盾。用WYC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斗争比较大的、艰难曲折的”的过程。但群众齐心合力的抵制最终还是迫使政府让步了。
3.构造两套现实
构造两套现实是指他们区分并同时采用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表达性现实是民众向政府所宣称的那些做法，包括表达性话语和表现型行动。而客观性现实是民众实际的所做和所为。前者是一种“应然”和“表达”，而后者是一种“实然”和“实践”。表达性现实并不一定真实，并非实施者的真实意图和行动，它往往内藏有客观性现实，其意义在于获取国家和外界的更多认同和支持，提高和巩固合法性。从上述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是存在
差异的。两种现实并不完全吻合。在甘泉山三仙观那里，“江、杨、陈”被当作神衹祭祀而接受人间香火；在人民英雄纪念堂那里，集资扶贫委员会宣称他们是人民英雄，由于他们不信神，所以，“三仙”在那里又不是“仙”。然而，当地人却又可以去人民英雄纪念堂祭祀“三仙”，进行许愿还愿等宗教活动。在这里，表达的现实否定了“神”，而当地人心照不宣的实践行动却仍在认可“神”。可见，表达性现实的部分内容是针对政府和局外人的伪装，而客观性现实对当地人和局内人来说则是公开的、明确的。这说明民众并不总是政治权力的被支配者和国家意志的附庸者，他们可以利用支配者的资源和话语来改变自身在博弈中的地位和处境。民众熟练地利用国家政策和时事话语，不过是利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来实现自我诉求。布迪厄（2005）早已指出了言语本身的社会情景性、事件性及与权力的紧密关系。什么样的声称在当前环境下是正当的和较少具有政治风险的、甚至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这都是他们需要思量的问题。
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江、杨、陈”是草根英雄，他们始终代表和力图维护的是农民阶层特别是贫苦农民的生存利益，其所作所为并不具备“人民英雄”的政治意义。毛泽东、邓小平、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虽然是人民英雄，但这些人都并非本地所产生的。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此。石湾等村借以“人民英雄”的名义不过是他们为了取得政治合法性而采取的策略。这样，尽管政府不容许他们修建宗教场所，但是他们可以在修建人民英雄纪念堂的名义下造一个三仙殿。T县民宗
局实际上也非常清楚民众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却再也没有去进行制止了。表达性话语不仅包括民众口头和文本的宣称，还包括那些雕刻在观殿内横梁和屋柱上的对联和匾额。对联和匾额实际上代表着三仙观（殿）的组织机构在对外“说话”。这些对联和革命领袖的画像，在我看来，是他们对“外来者”特别是政府人员的“印象管理”，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认可和支持。当地前来祭祀和朝拜“三仙”的人们很少会注意到这些对联，甚至画像也会被“视而不见”。
诸多构造两套现实的行动策略通过双名制来实现，即，对建筑物名称和民间自组织采用两套称谓。人们在大桥山三仙殿修建之初宣称是修建一个纪念“前朝英雄”的人民英雄纪念堂，并恢复名胜古迹和开发旅游资源，但事实上却仍在造一个宗教场所。以至大桥山三仙殿至今仍有两个正式名号，人们现在仍然混淆着称呼他们的建筑物。民众的这种策略在高丙中（2006）对河北范庄龙祖殿的研究中也出现过。“双名制”，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乾县家谱设计”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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