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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家谱设计与行动/机制的分析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的经验研究特别重视行动者的社会行动，他们所
采用的策略和面临的选择，国家制度与本土规则的冲突与互动，等等。
（二）本文故事的扩展讨论
民间信仰社会学的研究路径Ⅱ通过场域视角关注信仰所产生的行动/结构关系，力图将造成微观事实的自主性因素与宏观的结构/制度因素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建立起真正的动态关联。本文遵循这样的思路，从经验个案入手来剖析了信仰空间再造的过程与空间秩序的生成机制，展现了宏观的权力、制度和法律等结构因素如何影响和形塑微观的日常实践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冲击，甚至被重构的可能。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本文即显示了行动在结构的约束背景下改变或转换结构的机制和途径。这里的经验事实表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互构观比对立观更切合日常生活实际。
信仰空间本身既存在着无意识的、不可见的权力关系，也显示出了权力支配和反抗的痕迹。作为一个充满谋略和斗争的、可以被建构的空间，民间信仰场域的内部关系并非布迪厄所建构的那样永远只有竞争而非合作、等级而非平等的关系。场域里的空间和秩序是民族国家、基层政府与民众相互之间较量、协商和妥协的动态“局势”的结果。这样，场域里生成的结构和再造的空间是不同力量共同完成的社会建构，并不是稳定的和刚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生成了的空间秩序，也有可能由于某方的意志和立场的改变而变化，但任何一方（包括政治权力支配者）都不可能单独左右、决定场域里的空间秩序。也就是说，稳定是暂时的，而变换和转型则是常规的。
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看，本文表面看来呈现了一幅乡村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图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强限制性（strongly constraining）的社会结构之中，行动者的观念和行为主要是由制度属性和权力结构决定（N.Friedkin，1998:10）。在这样的结构情景下，整体社会的观念和行为都是权力操纵和制度安排的产物。文革时期民间信仰和寺庙殿观的消失，即主要由结构因素的强限制性所导致。但民间仍存在地下的、隐蔽的个体信仰和祭祀形式，这说明国家并不能完全决定民间信仰场域的关系、秩序和历史，弱化、反对甚至试图去颠覆控制与支配关系的非常规化和非例行化行动在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当结构力量的强度变得缓和时，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行为更为彰显，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传统复兴和寺庙重建。这样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遵从相互赋权的途径，双方主动寻求良性互动关系，以某种折衷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和矛盾，最大程度地来实现各自的公共目标。基层政权在代表民族国家给社会赋权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民间信仰的有效管理，进而增强了前者对后者的治理能力。这避免了潜在的更大冲突，造就了三赢的局面——民族国家达到了对信仰的治理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基层政权维系了当地社会的秩序，民众也实现了其信仰空间的合法化。因此，基层政权在其中始终起到核心作用。
在传统复兴和空间再造的过程中，国家/社会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因为民间信仰总归是建构民族国家、推进现代化工程的一个阻碍。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在场域里呈现的是相互制衡的“动势”，而非有你无我的局面。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所谓的国家权力制约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形塑和相互赋权。即便如此，在国家意识形态保持连续性和国家权力持续有力的背景下，国家对人们的信仰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被民众加以象征地和实际地利用的同时，也以各种形态渗透进信仰的实践和空间当中。同样的神衹，却被冠以不同的名义来建殿，便是国家权力的作用结果。民众在利用国家的资源来实现自身目的的同时，国家也利用他们的运作完成了对乡村社会和文化某种程度的控制、改造和整合。但在民族国家当前的转型时期，民间信仰早已不是“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1994）的一部分，更不再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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