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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家谱设计引起的反应开始“个性化”，过去那种“同上同下”、“大上大下”的特征开始淡化；第三，在某些时空范围内，“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已经不是少数农户的行为模式，而开始影响市场的宏观供求关系，就是说，不少农户已经开始实行对市场的“逆风向调节”。秦晖的结论是：这种“个性化”和“逆风向调节”行为（或“反常”反应）是农民“追市场”的盲目性的改变，“显然体现了‘农民理性’的增强而不是减弱”。[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133页。
]这就是说，不是在自然经济成分大的时代，而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越来越“个性化”和“逆风向调节”。
秦晖的观点其实隐含了农民市场行为的一个变化趋势，即从盲目“追市场”（“同上同下”、“大上大下”）到对市场价格信号“个性化”反应和“逆风向调节”（也就是“逆反应”）的变化过程。但他把1985年后的时期作为中国市场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农民的市场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和“逆风向调节”，而没有对这个大的阶段再作细分。
本文则把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从变迁的角度去看农民行为的这种理性化过程，从而分析这个变化过程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市场行为的不同状态是怎样继替的，不同状态间的转换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本文的基本假设：在市场化初期，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表现出正向反应的特点，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趋于逆向反应。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行为。具体来说，本文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在具体的调查研究中，以深度访谈和深入观察为主，以问卷调查为辅。因为是个案研究，本文的访谈和问卷调查都是在个案范围内实施的，文章也只在个案范围内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论证，不作推论。
2．个案的选取
由于是研究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本文决定以农民的市场化种植和养殖行为为研究的重点对象。这里的“市场化”一词是对研究对象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的限定。质的方面，市场化是指农民的种养基本上是以销售种养产品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农民自家的消费，或主要不是为了自家消费。量的方面，市场化是指农民的种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并非所有的种植和养殖都包括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本文选择了两个调查点（两个自然村）来做个案研究。之所以选择两个村，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只是种植和养殖农民，只选取一个村，案例有限，选两个村则大大丰富了案例，可以研究农民在市场化种养上的各种行为类型，而且本文除了个案访谈外，还需做简单的问卷调查，如果只选一个村，样本较少，可能出现结果的偏差。
本文选择的两个个案村，河村和彭村，都属于湖北省L市H区，但分属不同的镇。本研究个案的选取符合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原则。本文选择的这两个个案村具有中部农村绝大多数乡村社区的基本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部农村。
由于是个案研究，而且两个村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的总数也很有限，只有112户，因此本文决定不进行抽样，而是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都发放调查问卷。问卷由符合条件的农户中负责种养的成员或家长填答。通过问卷访谈，共回收有效问卷103份，回收率约为92％，有9户农户因无人在家、拒绝填答或其它特殊原因而没有完成问卷。
3．市场化阶段的划分
由于是从变迁的角度研究农民在市场化初期和市场化深入阶段对价格信号反应的变化过程，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市场化的初期阶段和市场化深入阶段。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1992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把1992年作为市场化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只是以宏观政策、制度以及数据为依据，具体到某地某区，由于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具有滞后性，再加上制度和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具体实施情况也有差异，实际的阶段分界线可能在1992年之前，也可能比1992年滞后，甚至没有明显的阶段分界线。
因为本文以农民的市场化种植和养殖行为为研究重点，所以下面就根据两个个案村中农民第一次从事市场化种养的时间来区分出这两个村农民市场参与的不同阶段。
表1 农户开始从事市场化种养的年份
年份 参与户数 年份 参与户数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5
5
4
3
7
13
6
5
2
1
1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
4
4
5
5
4
7
5
10
5
根据103户农民的问卷填答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1983、1984、1985这几年农民的市场参与出现一个小高潮，1986年稍有下降。在随后的几年中，从事种养的农户逐渐增多，其中1987、1988、1989这三年形成一个高峰期，分别为7户、13户和6户；1989年后从事种养的农户有下降趋势，1990年为5户，1991年为2户，到1992和1993年跌入谷底，都只有1户。1994有2户，到1995年又开始呈上升趋势，有4户。到2000、2001、2002、2003这几年又形成一个高峰期。根据农户开始从事种养的这种时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从1991至1994年是一个农民市场参与的低潮期，1992和1993年的状况最差，是一个波谷。从1995年开始又逐渐进入下一个高峰期，1995年是一个转折点。因此本文把1995年作为这两个个案村农户从事市场化种养的分界线，1995年之前是第一个阶段，称之为市场化初期阶段；1995年之后（包括1995年）是第二个阶段，称之为市场化深入阶段。本文也因此把市场化阶段的分界线定在1995年，后面的分析都以这个分界线为准。
三、个案分析
案例1 在市场化初期，农民对市场价格信号表现出正向反应最典型的就是河村养热带鲫鱼事件
河村养殖热带鲫鱼的风潮是从1987年开始的。这一年，河村的双林从一个亲戚那里得知一个信息，说是养一种热带鲫鱼很挣钱。这种鱼当时刚从南方传过来，在当地还不多见，有少量农民在养殖。双林当时正愁致富无门，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多想就贷款开始养殖，鱼苗是到他亲戚介绍的一个地方去买回来的（据说当时这种鱼在那个地方卖到4元一斤）。和他一起养的还有一户，跟他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所有信息都是从双林这儿得到的。第一年，两人都只养了1亩左右的水面，这一年的情况还不错，虽然价格没有4元一斤那么高，但也接近3元一斤，比一般本地鱼的价格还是要高一些。由于那一年当地养的人不多，他们的鱼比较容易地卖出去了。第二年，他们都把规模扩大了一倍。村里有6户人家看到他们养得不错，也纷纷开始养。而且，周围一些村子的农民也开始养了。这6户人家也没有进行任何市场调查和分析，只是看到别人挣了钱自己也跟着养。双林和另外7家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形势和第一年相比已经不同了：当地有限的地方市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消费需求。这年鱼上市的时候，当地这种热带鲫鱼的价格猛跌，开始还能卖2元左右一斤，很快又跌到1元多一斤。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地市场需求有限，而鱼又太多太集中（这种鱼不能过冬，气温低了鱼会冻死，所以必须在10月份之前全部卖掉，这样鱼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都集中到了市场上）；二是当地人对这种新引进来的鱼类还不太习惯，很多人不愿意吃这种鱼，第一年养的人少这个问题还不明显，现在鱼一多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了。有几户人家就把鱼弄到L市去卖，结果也不好卖。这一年，8户全亏；亏了之后8户都放弃不养了。
双林听说这种鱼价格能卖到4元一斤，就贷款养殖，村里人和周围的人看到养这种鱼价格高于本地鱼，也纷纷养殖，一拥而上，结果导致价格大跌。价格大跌之后，养殖户又全部放弃不养，没有一户坚持下来。表现出典型的“同上同下”的价格反应特征。实际上，当地人后来慢慢习惯了这种鱼的口味，食用者渐渐多了起来。如果当时有农户能够坚持养下来，逆价格信号而上，相信会有不错的结果。
案例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河村种甘蔗
大约在1988年左右，河村兴起一股种甘蔗的风潮，当时甘蔗的价格一根在1元5角到2元左右，还算不错。于是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河村几乎所有的农户都种上了甘蔗。虽然有些农户的种植面积不大，但就整个村的情况来看，全村家家户户都种甘蔗也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件。他们种出来的甘蔗一般就在周边一些地方卖，市场半径有限，但是种植者却不少（除了河村，周边村也种，加上外地输入的），结果当地的甘蔗市场很快饱和，甘蔗卖不出去。于是又很快地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河村所有种甘蔗的农户都不再种甘蔗了，而且很彻底，连供自己吃的都不种了，全村地里再也见不到一根甘蔗。直到现在，这个地方的集市上甘蔗都不是太多，再也没有当年甘蔗“压断街”的盛况。
案例3 彭村国顺1995年种蔬菜
国顺从1995年开始种植2亩地的蔬菜，种出来的菜拿到镇上去卖，现在每年收入有1万多元。下面是他对蔬菜市场价格信号的看法：
蔬菜的价格涨跌幅度不会太大。如果一种菜上一年比较便宜，下一年就多种一点，因为上一年便宜了，下一年就有些人不种了，这时多种一点就能卖出好价钱。不能跟风，不能看哪种菜价钱好就种得多多的，但也不是一点不种，也弄一点。不弄同一种蔬菜。
案例4 河村大强1996年养蛋鸡
大强1996年时开始养蛋鸡，养了2000只，第一年还比较顺利，但到1997年，遇上气候不好，阴雨天多，鸡蛋产量上不去，鸡蛋价格也下降，这一年亏了3000多元。但是他面对亏损，不但没有缩小养殖规模，反而扩大了规模，到1999年时，饲养规模已达到6000只。
我问他：1997年亏了，您为什么还敢扩大规模？
他说：1997年的鸡蛋价格虽然降了，但2块5一斤仍算正常。但是到2000年，价格继续下降，鸡蛋只有2块1一斤，这一次亏损更多，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我还，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蒲城家谱设计”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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