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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建立的朝代，一是元朝，一是清朝，前者只有97年，而后者长达267年，与大明王朝相当（明朝为276年），对于满、蒙两个少数民族来说，无疑是“孝治”对“弓箭”的胜利。清王朝的统治，诞生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康雍乾盛世”，清人把这一时期社会的相对安定和发展，看作是以孝治天下的结果。乾隆年间的官员蒋熊昌说：“我国家孝治天下，上治祖祢，下治子孙，凡而 世家巨族，沐浴熏陶，感发蓼我念深纤苇者，类皆敬祖敬宗……靡不宣讲圣谕，与父言慈，与子言孝，耳闻目见，不出方隅，百余年来，太平长享，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乐生送死，以睦族敦伦”。这样的社会图景是“圣朝之培育有素”所使然。[ 转引自《清史论丛》第四辑，第159－160页。]
《圣谕广训》还是清廷整治社会疾病的救世良方。乾嘉以降，清王朝由于各种矛盾的积聚，走上了中衰之路。此时民间秘密结社愈演愈烈，威胁着清朝统治，清廷反复申明以儒家正统战胜“邪说”，加强教化。嘉庆十八年上谕要求，“各直省督抚转饬州县等于所属民人实力化导，宣讲《圣谕广训》，务俾家喻户晓，久之人人感发，知仁而有所不忍为，知义而有所不敢为，正教昌明，邪教自熄”。[ 《清仁宗圣训》卷12，“圣治”。]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咸丰慌作一团，立即将其父道光钦定的“黜异端以崇正学”四言韵文“亲书一通，命武英设勒石榻印，颁行天下……无论富绅士庶，准慕勒刊刻，以广流传”，“ 父师以是为教，子弟以是为守，正道既明，群情不惑，一切诞妄之言，无从煽诱”。[ 《清文宗圣训》卷6“圣学”。]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又极力贯彻《圣谕广训》，推行孝治，重建统治秩序，如同治六年江苏布政使丁目昌认为：“现在大难初蕺，创巨痛深之后，尤易激发天良，惟有力掩浇漓，敦崇正学”。他向每州县各发《圣谕广训直解》三十部，并恢复乡约制度，希冀通过宣传《圣谕广训》 使百姓“知名教中有乐境，处顺安带，毋求淫福”。[ 《江苏省例》该年。]可见，推行《圣谕广训》是清朝的国策，孝治是清朝的治世蓝图。
清朝的孝治伦理政治，也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鸦片战争后，清朝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在事实面前， 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物质文明优于中国，于是兴办“洋务”，知此强国保种。然而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愚昧的顽固派仍从“政治”考虑问题，希图以伦理政治来强化国势。他们反对中国的工业化，对于架设电线，百般阻挠，理由是：“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何以安？传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籍使中国人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洋务运动》第6册，第831页。]围修建铁路也是如此，在顽固派的反对下，前后经历了整整十五个年头，
才使铁路正式兴办。顽固派把维护伦理政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诚如顽固派大学土倭仁所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洋务运动》第2册，第30页。]完全是拒绝现代文明的政治说教。
洋务派勇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比顽固派要进步得多，不过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所谓“中学”乃是“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伦常名教”，孝治是其核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巩固“中学”之本。早期具有改革思想的冯桂芬说：“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心诸国富强之术”。[ 《校邠庐抗议》卷2，“采西学用”。]王蹈则认为：“根本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由此“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是“洋务之纲领”。[ 《弢园文录外编〉卷2，“洋务下”。]换言之，是以《圣谕广训》为纲领了。后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把这种思想阐述得更为透彻，认为西方向中国相较，“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胜中国矣，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贤，以孝弟为尚，则谓中国人胜于欧美人可也”。[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5 67－568页。]在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海军中，除了军事技术的训练外，还有《圣谕广训》的教育，[ 转引自陈旭麓：《论“中体西用”》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洋务派人物丁目昌极力贯彻《圣谕广训》都反映了上述思想。洋务派派幼童出洋的“应办事宜”里。首条便是“考察中学西方，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忠君亲上之意，庶不宥于异学。[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9页。]尽管如此，赴美学习的幼童在的儒家道统正宗自居的顽固派的抨击和阻挠下，终于中途而废，凄怆回国。维新皇帝光绪曾批准石印三千部《圣谕像解》，发给各府州县的中小学堂。旨在培养“中体西用”的新一代。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中体”妨碍了“西用”，使中国在近代化的路上痛苦地期蹒珊良久。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鼻祖严复曾指出：“ 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侯官严氏丛刊》卷5，“论世变之亟”。]可谓一语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有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扬长避短，才能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孝治伦理政治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着改造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到了经历了怀着“中体西用”思想办洋务不成功后的中国人身上，中国的改革，应是全方位的，需要数代人艰苦卓绝地努力。
五、余论
孝治伦理政治的特点是强调对人的教化，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向人民灌输官方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因此，伦理政治必定是 “人治”，而非法治，即历来被认为的“有治人然后有治法”要达到“人治”，就得使每个人从思想上真正纳入封建统治轨道，完整、准确地执行政府的各项由人伦推及到社会的规定。但人的天性是寻求自由的，思想并不能看到，因而就要反复化导，以改造人们。清代宣讲《圣谕广训》有固定的时间、地点、人员、方式，皇帝三令五申，不厌其烦地鼓吹教化，把“治人”—一孝治伦理政治思想，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反复教化中，僵化的形式、枯燥的说教长此以往，令人生厌，而“视为习套”，导致形式主义，”讲者听者皆是如此。早在雍正朝，有的地方官每至讲期，“公服端坐，不出一语，视同木偶，而礼生、绅士请诵圣谕一遍，讲不晰其义，听不得其详，官民杂沓，哄然而散”。[ 《钦颁州县事宜》“宣讲圣谕律条”。]以后又有“地方官历久懈生，率视为奉行故事，竟至日形废弛”的记载。[ 《定例汇编》嘉庆十五年，“吏例”。]百姓也以朔望听讲为熬煎，或是缺席，或听讲时昏昏欲睡。甚至考试也只是虚应故事，蒋梦麟曾在清末考秀才，他说三场考试，“除了一篇文章外，名义上，我们还得默写一段《圣谕广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一册进考场，而且老实不客气地照抄一遍”。[ 《参考消息》1980年5月13日。]清政府明知如此，却抱着“祖制”不变，以为放弃“宣讲”，定会导致传统社会秩序的崩溃，而且，在专制主义皇权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如果否定宣讲形式， 意味着对皇权的不忠，于是只好因循守旧。清帝每讲到地方官把宣讲视为具文之 ，也正是他们督促严格执行之日 虽然老百姓早已熟知《圣谕广训》的思想，但仍然向其灌输，形式主义影响了宣传效果。
孝治伦理政治要求人民做顺民，抹杀人的个人价值，形成被动服从的民族心理，沉积为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的弱点是：缺乏民主精神，个性不鲜明，激情不足，开拓不够、老成持重、安分守己、喜静求稳、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挥，社会评论人的标准是从人伦关系出发的“德”，其价值取向侧重于淳朴、老实、听话、不爱讲话、稳重、“勤勒恳恳、任劳任怨”，等等。这使我们想起，它同《圣谕广训》中要求人温厚、谦和、和心、平情、循规蹈距何其相似乃尔！被动服从的个性，是顺民的表现，不是民主的基础，而是专制的规代化的家现，开拓型人才的脱颖而出，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 到。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挑战、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该对民祖的传统文化有清醒的认识，对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克服民族弱点、振奋精神把我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让每个人开出灿烂的人生之花，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
一九八五年五月初稿
一九八七年五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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