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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环县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工作现实与血缘亲情
——地方干部对农村宗族的多元立场与态度分析[]
肖唐镖
本文第二、五部分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3期第111－115页，其他内容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5期第2-11页。
摘要
对待农村宗族，地方干部往往呈现复杂甚至矛盾态度。当面对的是一般性的宗族，他们往往将它看成比较负面的问题；而在与宗族发生现实的工作交往中，往往在负面化宗族的同时，却在工作中借助并利用它；如果面对的是“生我养我”的宗族，他们则往往会以多种方式参与、支持乃至组织它的活动。这就是地方干部对待宗族的体制性立场、现实性立场与亲情性立场。这种多元的矛盾立场，既显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乡村问题上的无力，更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现实和人性取向的偏差与背离。
关键词：宗族，地方干部，在外精英，多元立场
一、导言
自近代以来，农村宗族在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被视为负面的形象。在近些年农村基层民主与自治实践中，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依然将宗族视为民主与自治的障碍。在他们眼里，农村宗族无疑是一种消极、落后乃至负面的社会组织。[][①]不过，在农村调查中，笔者感受到的现象远为复杂、并值得深思：在对待当代农村宗族问题上，并非所有的政府官员均持如此看法；一些政府官员也并不是将一种观点贯彻到底，而是持有更为复杂甚至矛盾的心态。在有的场合，他们会“反对乃至要求严厉打击宗族”；但在有的场合，却有可能会利用宗族，有的甚至会支持、参与或组织宗族活动。
对上述现象的一些方面，学界已有关注。笔者在旧作中曾分析“干部参与或组织修谱或宗族械斗”的问题（肖唐镖、幸珍宁，1997），本课题组罗兴佐教授在研究其家乡——江西龙村时，也从“在外工作的人”影响村治和宗族的角度讨论了这种现象。他将这些人员概称为村治中的“第三种力量”[][②]。不过，这里注意的只是一种单面向，即在外干部与家乡村、本宗族的关系。对这种单向性关系，高丙中（2000）、刘晓春（2003）等人在乡村人类学考察中也曾予以揭示，“一些地方上的人经过努力成为了‘国家的人’，可是他们现在积极把自己转变为‘地方上的人’，还要成为地方领袖、民间权威。”（高丙中，2000：335）冯尔康先生在新作中也指出，农村修谱人员的构成“基干应当是村组干部和老农，而领导成员往往是国家现职及离退休干部。”在偏僻的地方，在8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干部和农民是修谱的热心人，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其他人员，特别是居住于城市的在职及退职的干部明显增多（冯尔康，2005：379）。
以上关注的是在外干部与家乡村、本宗族的关系。问题是：当政府官员面对非家乡村的宗族或抽象的宗族时，当干部以正式体制内的官员身份出现时，他们的态度与立场又会怎样呢？钱杭博士在1990年代初期对江西泰和农村宗族的调查中，曾注意到其中的部分情况。该县党政干部面对宗族的重建，似乎既豁达宽容，又不放任自流。一方面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一个虽无明确条文、但划定了某些具有实际约束力的行为界限（钱杭，1995：30-41）。笔者也曾从不同侧面分析过此种现象，如讨论“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对宗族的四种不同态度”（肖唐镖，2000）。但这些研究只以描述为主，并未将这种多元现象加以整合、并作解释。遗憾的是，至今尚无学者注意到这种多元性现象，并在全面把握中解读之。本文试图进行这一工作，力图对上述矛盾现象进行整合性理解、并给予初步的理论概括。
分析地方干部对待农村宗族的态度与方式，可以有多重或多元的视角。比如，可以基于干部内在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分析他们对待宗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可以基于干部的工作现实或行动之需要，分析他们对待宗族的灵活态度。前者，可称之为“价值理性”选择；后者，可称之为“工具理性”选择。两者都是从干部的立场而出发。此外，还可以从宗族及其活动本身的立场来分析，比如，对于不同的宗族（如自家或外家的宗族）和不同的宗族活动（如和平性活动或暴力性活动），干部的态度与方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于干部在这些不同视角下具体立场和态度、及其频率分布的比较分析和研究，需要有足够的实证资料方可进行。本文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便只得借助现有的资料着重讨论以下问题：
首先，检测地方官员与政府有关宗族的正式立场的距离。即将宗族问题抽象化，让地方官员表达自己的一般立场和看法，分析其与政府正式立场的关系。换言之，即检测官员们是否坚持按政府的、意识形态的或体制性的立场看待农村宗族。显然，这样的讨论尽管接近于有关干部价值取向的分析，但两者之间并不完成等同。
其次，从工作和现实需要出发，检测地方干部们的态度变化。即将宗族问题现实化，并以同宗族日常接触最为密切的乡镇政府及其干部为例，分析他们在工作中是怎样应对和处理宗族问题的。这反映着他们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的艺术和策略。
再次，从宗族及其活动出发，讨论干部们对于具体的、如自家宗族和不同的宗族活动之态度。这里，将分析宗族问题进一步具体化后的情况变化，即：当宗族问题具体化，比如针对具体的宗族活动，或针对干部自身的宗族时，他们又将呈现何种立场和行为。这更反映着他们为人处世的艺术或“处世哲学”。
如果说在第一种情景中侧重分析的是地方官员保持“体制性立场”的程度，那么，在第二种情景中，干部的立场便趋于现实，不妨称之为对其“现实性立场”的讨论。与前两种立场相比，在第三种情景中，干部行为的焦点在于对宗族亲情的处理，更富有亲情性特点，因而可以作为对干部有关宗族“亲情性立场”的讨论。
本文作这样多层面的分析，不仅企望有助于理清宗族在地方层面已经面临、并正在面临的现实处境和政治环境，更希望有助于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因为在上述多层立场上，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或许呈现着矛盾的角色。若此，那么更深层的问题便在于：首先，这种矛盾状况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深嵌着怎样的内在冲突？其次，地方官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究竟代表的是谁，是国家、还是社会，抑或“第三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否适合于对当今中国的乡村研究？本文还将在最后讨论这样的问题。
二、地方官员对宗族的“体制性立场”
2006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韩福东的长篇纪实性报道：《江西宗族纠纷村民拿砍刀集体对峙，446警察布防》，将江西省万载县因宗族之间械斗而引发的政府处置行为暴光在世人面前。按这一报道，在处置宗族械斗事件后，该县政府对农村宗族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
2006年4月28日，万载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指出：“近几年来，我县一些地方非法宗族组织发展较快，宗族势力抬头并迅速膨胀，非法宗族活动愈演愈烈，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由此，开始了全面打击宗族组织的运动。包括：所有未经批准就成立的宗族组织均被取缔；宗族活动也被查禁；任何宗族组织、团体和姓氏均不准新建、扩建、改建宗族祠堂和庙宇，已建的宗族祠堂，属危房的予以拆除，其余收归当地村委会统一管理，并逐步改为农民夜校或文体活动中心等，因为县内所有的宗族组织和祠堂均未登记，而他们即便申请登记也不会被批准。县电视台开设了“打击宗族派性”专栏，县司法局编印了《打击宗族势力，构建和谐万载》的宣传册。县里还组织了千人工作团，下派到各乡镇（街道）进行宣讲。
上述报道经网络传播后，引起网民的广泛讨论，其中主流的意见便指责该县政府的“极端行政行为”。实际上，万载县政府的应对和“善后”举措绝不是其独家发明，而是对历史上中共宗族政策的搬袭，合符当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换言之，其行为是与我们党和政府长期来有关宗族的政策主张相吻合的。笔者在旧文中曾详细描述和分析中央政府宗族政策的变化，：在1979年后，对农村宗族尽管告别了前期“彻底打击、摧毁”的革命政策，并在宣传中淡化“封建、反动”的言辞，但依然将其视为落后、保守因而应当限制、抛弃的对象（肖唐镖，2000）。
万载县政府的行为表现了一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宗族政策的坚持。那么，地方干部们是如何看农村宗族的呢？这里，我们来分析2002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对江西地方官员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这些被调查的地方官员有637人，分别为：市厅（局）级干部122人，县处级干部323人，乡镇（街道）党委书记192人。[][③]在此项调查中，农村宗族仅被作为间接考察的问题之一，并与村民自治联系在一起。我们设问的前提是：在过去，“宗族干扰”曾成为地方官员们不赞成村民选举与自治的主要根据，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显然，在这里宗族及其对选举和自治的影响均被视为负面的因素。
以下三题检测他们对宗族与村民自治关系的看法。表1和表2测量他们对宗族影响选举和村民自治的评价。表1显示，对“村民选本族人”的担心，县处级和市局级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78.3%和69.7%，乡镇书记中的比率为89.2%，尽管相差的比例较大，但担心者的人数均占了多数。但总体上看，担心者所占的比例依然是多数。表2显示，对“家族势力操纵村政”的担心，县处级和市局级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75.2%和71.9%，乡镇书记中的比率为84.2%，担心者的比例也均占了大多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村民选本族人”的问题，在县处和市局级领导干部中，分别有两成或近三成人表示“不一定”。
表1：如果让村民直接选举村干部，您认为村民们会选本家族的人吗？ 2002-2004年
完全有可能 有较大可能 不一定 说不清 其他 有效样本数
乡镇书记 43.2 46.0 9.0 0 1.1 189
县处级干部 28.0 50.3 20.8 0.3 0.6 322
市局级干部 19.7 50.0 28.7 0.8 0.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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