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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镇原印刷家谱哪家最好？脚的时候。比如，在1990年开展曾被农民指责为“三要”（要钱——收提留统筹款，要粮——征农业税，要命——推行计划生育）的工作时，村干部往往会躲在后面，要由乡镇干部亲自来抓。面对此种情况，乡镇一般会怎么办？我们的多个案例研究曾表明：乡镇往往会“见机行事”，依村、依人而定。如果工作对象是强宗大族，乡镇干部尽管会集体行动，但也往往会格外小心，尤其是乡镇干部进村收粮收款、开展计划生育等工作，总要谨慎从事，不敢像在其他小族、小村庄那样少有顾忌。
但更麻烦的是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不管是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事件，还是发生在农民与政府或其他人员之间的事件，它们一旦发生，所在地的乡镇政府均需派员亲往现场第一线。这在宗族活跃的乡村，对乡镇政府无疑是强大的压力。乡镇及其上级政府一般会如何处置？按常规处置方法，在遏止事态升级、使之平息的过程中，乡镇及上级政府往往会设计多套详细的工作方案（如进村、抓人等），否则就将出现“难以出村”的后果，甚至反遭冲击。下一案例充分展示了乡镇政府在宗族群体冲击下的无助。
1996年4月26日晚，江西省某市进行统一部署，开展一次统一抓捕罪犯的行动。当晚21:00时，龙潭乡抓捕的对象重点是万善老屋村和上港东边村两个大村庄的恶势力头目。两个村庄都相当大，人口多且比较复杂，近些年来传统宗族势力重新出现，他们借着人多而在地方称王称霸，经常聚众闹事，严重地影响到当地群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23:00时，行动开始。在上港东边村，抓捕行动很不顺利，遭到全村庄村民的武力围攻，行动失败。在万善老屋村，因组织有力而顺利完成任务，但在次日凌晨，该村三、四百村民却群起围攻乡政府，实施打、砸，并将乡党委书记押解回村做人质，胁迫政府将抓捕到犯罪嫌疑人放回。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和善后过程中，乡镇及上级政府还往往要借助乡村的老干部、老党员及宗族头人们，软硬兼施地让他们出面，帮助做好化解工作；同时，由上级政府将在乡镇以上政府工作、能够调动的在外精英也动员起来，请他们回老家村帮助工作。在江西多个地区，这一经验已经成为政府处置农村集体上访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共同的重要机制。如在前述万载案例中，械斗事发当天傍晚5时左右，政府为了缓解械斗双方群众的情绪，有效控制事态，县政府领导再次召集丁、龙两姓在一起签署协议，共同前往墓地考察。丁、龙两姓有三位代表，其中龙姓中的两人便是从该村出来的政府干部。显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对宗族的“现实性立场”。他们在对宗族加以借助或利用的同时，也有不时的无助与无奈。由此，我们或许能加深理解他们对宗族的矛盾心态和“现实性立场”，感受乡村文化、乡村权力网络的无所不在。
四、干部对不同宗族活动的意见
正如江西农村的情况一样，有学人在对近些年来闽南地区宗族组织的研究中也曾发现：当地政府对不同的宗族活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如，对一些它们所不喜欢的宗族活动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容忍态度；许多地方还利用村行政提倡和支持的“老人会”来达到目的；对于宗祠和宗族墓地的整修，过去曾采取禁止指出，如今却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对正式出版族谱还是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但如果海外宗亲有出版要求，则可以考虑放行（范可，2006）。
这里，再看1998年下半年笔者对对江西省29个乡镇政府536位干部的问卷调查情况。该次调查是对这些乡镇政府在家干部的普查，调查者在现场监督和指导，以乡镇干部人员集中、但独立完成的方式自填问卷。在此次调查中，笔者将江西农村常见的几种宗族活动分别设题，征询乡镇干部的相关意见。
表6：乡镇干部对不同宗族活动的态度 1998年
应当准许 虽无益但可开展 虽有益但不应准许 应当严禁
修族谱 17.0% 28.7% 25.2% 23.3%
建祖坟、祭祖 6.7% 24.4% 20.0% 41.0%
修祠堂 6.3% 24.3% 25.0% 36.4%
舞龙灯、演族戏 54.7% 25.7% 9.5% 5.2%
保护族人不受欺负 10.1% 6.2% 27.2% 49.1%
管理宗族内部事务 56.2% 12.9% 13.8% 8.4%
如表6所示，在1998年，对于被调查的乡镇干部来说，较能接受的宗族活动分别为“舞龙灯、演族戏”和“管理宗族内部事务”，能接受它们的乡镇干部之比例分别为80.4%和69.1%；然后，依次为“修族谱”、“建祖坟、祭祖”和“修祠堂”，被接受的比例分别为45.7%、31.1%和30.6%；最不能接受的宗族活动是“保护族人不受欺负”，认为可以开展的人数仅占被调查者的16.3%。实际上，对于农村宗族和农民生活而言，这些不同的活动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如果说“舞龙灯、演族戏”更多地带有文化娱乐性功能、“管理宗族内部事务”更多带有村社内部管理的稳定性功能，那么，“修族谱”、“建祖坟、祭祖”和“修祠堂”则侧重宗族自我延续的传承性功能，而“保护族人不受欺负”便主要涉及宗族之间的纠纷性活动，往往引发规模不同的宗族纠纷或械斗。因而，对于深知其中奥秘的乡镇干部而言，就会对它们有不一样的态度，并采取不一样的行动策略。
下节在外工作的干部对家乡宗族不同活动的态度，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五、“在外精英”对家乡宗族的“亲情性立场”
对“在外工作的干部”，笔者使用了“在外精英”这一概念，它是笔者对农民日常语言的书面化转换，即对那些自身离开乡村、到外地谋到正式公职的人员的概称。农民一般称这些人为“在外面工作的人”，或“吃公家饭的人”。在村民看来，所有通过考干、提拔、升学和参军等方式，离开本村而吃“公家饭”的公职人员，都是“国家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一般公务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国有企业正式职工等等。笔者将他们统一称为“在外精英”。概括起来，其特征有三：其一，出外的路径是“因公”，如提拔、考干、升学和参军；其二，在外的职业，为国有或集体单位（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有正式干部或职工身份的人员；其三，外出的代际为第一代，即自己外出。因此，那些虽然离开了乡村、但只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以及那些非“因公”将户籍迁出、在外从事经商或实业的人员，由于不 “吃公家饭”，而并不被村民称为“在外面工作的人”。那些虽然也来自村里、并“吃公家饭”、但系随父辈外迁而在外地出生、成长的人，也不被村民认同为“本村在外面工作的人”，因为后者与家乡之间的亲情已经隔了一层。
对自己出生并成长的家乡和宗族，这些第一代离开乡村的“在外精英”一般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在前些年的调查分析中，笔者曾将国家干部对宗族的态度归并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与中央政策认同的干部，主张对宗族予以限制或打击；第二种是主动或被动支持和参与宗族活动的干部；第三种是虽不参与宗族活动，但持放任态度的干部，主张对农村宗族不必加以管理而任其自流；再一种是持限制和利用并重态度的干部（肖唐镖，2000）。严格说来，当年的这种分析并非是针对干部与家乡宗族关系的分类。但从近几年的进一步调查看，笔者确曾遇到这四种类型的干部与其家乡宗族之间关系的案例。
相对而言，在这几种类型中，第二和第四种类型的干部占有较大的比例。第四种类型的干部实际上主张有限地执行上级政策，笔者在调查中听到的“两只眼论”就颇具典型意义，它认为对宗族“睁开两眼”（严加限制、打击）或“闭上双眼”（任其发展）都不行，而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限制其危害性一面，又利用其有益性一面。至于第一种和第三种类型的干部，相比之下就要少得多。尤其是敢于力主限制和打击宗族的干部，往往被一些舆论视为“不近人情”、“数典忘祖”者，因而队伍不断缩小。遗憾的是，笔者尚未对这四种类型干部的频率分布状况进行必要的调查。下面，我们就调查中最常见的第二种类型作进一步的分析。
家乡村或宗族如遇需向外求助的事项，往往通过书信、电话或来人等方式向在外精英发出信息。下面是笔者收集到的一则求助信，此信向该村在外工作的所有人员发出。除了陈述修路的实情和难得机会外，它还以“恋故土”、“爱家园”的家乡情和“功德碑”来要求或激励在外人员慷慨解囊。
给在外工作和务工人员的一封信
在外工作和务工的同志们：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
改革开放以来，你们在各自愿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勤奋挣钱，为家乡的经济收入开辟了主要来源，也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发挥了很大作用，家乡父老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差别，一直困扰我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便，道路难行，特别是下雨天，别说是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就是人要出门都得三思而后行，给家乡的人民在生产、生活上带来诸多困难。为了尽早解决这种局面，县、乡领导给了我们最大关怀，决定在７月初开工，12月底竣工，一定要修通万合至华盖山村的水泥公路。现通过测量，西塘村至昌家渡口为３.５公里,流塘村至村委会（旧屋）为２公里,均属本村委会负责筹资修建,预算资金90万元,国家财政拨款55万元,缺口资金尚有35万元之多，要由村委筹措解决。虽说奖金缺口大,但机不可失,如错过这次机会,上级拨款资金将转移他村,往后我村要争取此项目就更难了。
自古贤能恋故土,从来才俊爱家园。我们希望广大在外工作和务工的贤能俊杰能关注家乡的变化,伸出援助之手,奉献关爱之心,慷慨解囊,踊跃捐款,与我们携手共同建筑一条通往家乡的水泥路.
为表彰功德,激励后人,凡捐资100元以上的将在功德碑上留名纪念.
祝工作顺利!
（江西）华村党支部村委会
二０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家乡宗族和家乡村组织对在外精英求助的事项，按其性质往往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公益性”项目活动，如村内修桥修路、族内修谱修祠，类似前节中的“管理族内事务”活动；二为“纠纷性”活动，即为上节所指，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请问镇原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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