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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辖区印刷家谱哪家最好？人员集中、但独立完成的方式自填问卷。在此次调查中，笔者将江西农村常见的几种宗族活动分别设题，征询乡镇干部的相关意见。
表6：乡镇干部对不同宗族活动的态度 1998年
应当准许 虽无益但可开展 虽有益但不应准许 应当严禁
修族谱 17.0% 28.7% 25.2% 23.3%
建祖坟、祭祖 6.7% 24.4% 20.0% 41.0%
修祠堂 6.3% 24.3% 25.0% 36.4%
舞龙灯、演族戏 54.7% 25.7% 9.5% 5.2%
保护族人不受欺负 10.1% 6.2% 27.2% 49.1%
管理宗族内部事务 56.2% 12.9% 13.8% 8.4%
如表6所示，在1998年，对于被调查的乡镇干部来说，较能接受的宗族活动分别为“舞龙灯、演族戏”和“管理宗族内部事务”，能接受它们的乡镇干部之比例分别为80.4%和69.1%；然后，依次为“修族谱”、“建祖坟、祭祖”和“修祠堂”，被接受的比例分别为45.7%、31.1%和30.6%；最不能接受的宗族活动是“保护族人不受欺负”，认为可以开展的人数仅占被调查者的16.3%。实际上，对于农村宗族和农民生活而言，这些不同的活动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如果说“舞龙灯、演族戏”更多地带有文化娱乐性功能、“管理宗族内部事务”更多带有村社内部管理的稳定性功能，那么，“修族谱”、“建祖坟、祭祖”和“修祠堂”则侧重宗族自我延续的传承性功能，而“保护族人不受欺负”便主要涉及宗族之间的纠纷性活动，往往引发规模不同的宗族纠纷或械斗。因而，对于深知其中奥秘的乡镇干部而言，就会对它们有不一样的态度，并采取不一样的行动策略。
下节在外工作的干部对家乡宗族不同活动的态度，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五、“在外精英”对家乡宗族的“亲情性立场”
对“在外工作的干部”，笔者使用了“在外精英”这一概念，它是笔者对农民日常语言的书面化转换，即对那些自身离开乡村、到外地谋到正式公职的人员的概称。农民一般称这些人为“在外面工作的人”，或“吃公家饭的人”。在村民看来，所有通过考干、提拔、升学和参军等方式，离开本村而吃“公家饭”的公职人员，都是“国家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一般公务员、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国有企业正式职工等等。笔者将他们统一称为“在外精英”。概括起来，其特征有三：其一，出外的路径是“因公”，如提拔、考干、升学和参军；其二，在外的职业，为国有或集体单位（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有正式干部或职工身份的人员；其三，外出的代际为第一代，即自己外出。因此，那些虽然离开了乡村、但只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以及那些非“因公”将户籍迁出、在外从事经商或实业的人员，由于不 “吃公家饭”，而并不被村民称为“在外面工作的人”。那些虽然也来自村里、并“吃公家饭”、但系随父辈外迁而在外地出生、成长的人，也不被村民认同为“本村在外面工作的人”，因为后者与家乡之间的亲情已经隔了一层。
对自己出生并成长的家乡和宗族，这些第一代离开乡村的“在外精英”一般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在前些年的调查分析中，笔者曾将国家干部对宗族的态度归并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与中央政策认同的干部，主张对宗族予以限制或打击；第二种是主动或被动支持和参与宗族活动的干部；第三种是虽不参与宗族活动，但持放任态度的干部，主张对农村宗族不必加以管理而任其自流；再一种是持限制和利用并重态度的干部（肖唐镖，2000）。严格说来，当年的这种分析并非是针对干部与家乡宗族关系的分类。但从近几年的进一步调查看，笔者确曾遇到这四种类型的干部与其家乡宗族之间关系的案例。
相对而言，在这几种类型中，第二和第四种类型的干部占有较大的比例。第四种类型的干部实际上主张有限地执行上级政策，笔者在调查中听到的“两只眼论”就颇具典型意义，它认为对宗族“睁开两眼”（严加限制、打击）或“闭上双眼”（任其发展）都不行，而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限制其危害性一面，又利用其有益性一面。至于第一种和第三种类型的干部，相比之下就要少得多。尤其是敢于力主限制和打击宗族的干部，往往被一些舆论视为“不近人情”、“数典忘祖”者，因而队伍不断缩小。遗憾的是，笔者尚未对这四种类型干部的频率分布状况进行必要的调查。下面，我们就调查中最常见的第二种类型作进一步的分析。
家乡村或宗族如遇需向外求助的事项，往往通过书信、电话或来人等方式向在外精英发出信息。下面是笔者收集到的一则求助信，此信向该村在外工作的所有人员发出。除了陈述修路的实情和难得机会外，它还以“恋故土”、“爱家园”的家乡情和“功德碑”来要求或激励在外人员慷慨解囊。
给在外工作和务工人员的一封信
在外工作和务工的同志们：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
改革开放以来，你们在各自愿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勤奋挣钱，为家乡的经济收入开辟了主要来源，也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发挥了很大作用，家乡父老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差别，一直困扰我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便，道路难行，特别是下雨天，别说是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就是人要出门都得三思而后行，给家乡的人民在生产、生活上带来诸多困难。为了尽早解决这种局面，县、乡领导给了我们最大关怀，决定在７月初开工，12月底竣工，一定要修通万合至华盖山村的水泥公路。现通过测量，西塘村至昌家渡口为３.５公里,流塘村至村委会（旧屋）为２公里,均属本村委会负责筹资修建,预算资金90万元,国家财政拨款55万元,缺口资金尚有35万元之多，要由村委筹措解决。虽说奖金缺口大,但机不可失,如错过这次机会,上级拨款资金将转移他村,往后我村要争取此项目就更难了。
自古贤能恋故土,从来才俊爱家园。我们希望广大在外工作和务工的贤能俊杰能关注家乡的变化,伸出援助之手,奉献关爱之心,慷慨解囊,踊跃捐款,与我们携手共同建筑一条通往家乡的水泥路.
为表彰功德,激励后人,凡捐资100元以上的将在功德碑上留名纪念.
祝工作顺利!
（江西）华村党支部村委会
二０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家乡宗族和家乡村组织对在外精英求助的事项，按其性质往往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公益性”项目活动，如村内修桥修路、族内修谱修祠，类似前节中的“管理族内事务”活动；二为“纠纷性”活动，即为上节所指的宗族“保护族人不受欺负”活动，如村民与村民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本村与外村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纠纷和冲突；三为“行政性”村治活动，如村干部选任与安排、村务决策和资源分配等。得到家乡的求助信息后，在外精英的反映往往会因事件性质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回应方式。
对“公益性”活动，一般会以参与决策、募资募物、道义等方式予以支持。如对宗族修谱，就既有可能从资金、道义、知识等方面给以支持，也可能直接担当其负责人。当今，只要修了谱的宗族，其族民中的中共党员、干部就没有几个不参与了修谱的。而在修谱的负责人中，多数也是中共党员和干部，如江西省泰和蒋氏，龙南叶氏、唐氏，乐平双田徐氏、余化、李氏，这６个姓氏66个修谱负责人中，有中共党员30人，基层干部和职工（含离退休人员）53人。（肖唐镖、幸珍宁，1997）刘晓春在江西富东村的调查中也发现，在全村，李氏家族的实际权威却是另外两位。一位是原为县某局任局长的李永生，他有一个儿子在另县任公安局长；还有一位是李富保，土改期间任乡长，儿子多。他们两位属于退休在家、却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那一类权威。在村内“白石岩”神庙的复兴，更高级别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尽管不直接参与重建过程，但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影响往往是家族的主要依仗力量。（刘晓春，2003：122、240）在罗兴佐调查的江西龙村，其公益建设也得到在外精英的大力支持：
自解放以来，村庄上陆续有10人通过参军、升学离开村庄，成为‘在外面工作的人’。他们或者在省城大医院工作，或者在高等院校任教，或者在县城有关部门上班，或者在乡镇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们的身份与地位略有差别，但都十分关心村庄事务。十余年来，他们为村庄调拨了几十吨水泥用于村庄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通过政府扶贫的名义，为村庄安装了变压器，解决了村庄人的用电问题。1993年，在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下，村庄修建了一座木桥，缓解了交通不便的问题，圆了村庄几代人的梦；1998年，他们又支持村庄将木桥改建成能通行板车的宽木桥；2001年，龙村所在地域的王田大桥竣工后，他们又将集资、并调拨100吨水泥用于修建从大桥到村庄约1华里的水泥路。[][⑤]
在我们自1999年以来一直跟踪调查的江西40余个样本村，均有在外人员对本村、本族的贡献。本村、本族对他们的回报，也是丰厚的：除了说不清的感激外，还或者会立下捐款捐物的纪念碑，或者在族谱中作专版记载，等等。
对“纠纷性”活动，在外精英中尽管不乏积极参与、支持乃至组织者，但这毕竟是往往还要开罪一方人的事项，因此，更多在外精英的态度甚为谨慎，即便介入也甚隐蔽，全然不像前种活动那样尽量地公开、张扬。一些对此类活动处置“失当”的干部，甚至会遭到开罪方的攻击或报复。江西华村在县城工作的干部肖法培，在一场家族纠纷中帮助了自家亲戚，有次在往返家乡和县城的路途上，遭到纠纷另一方数人的围攻殴打。1990年代中期，笔者在江西省委机关工作时，也曾亲睹一案例：有位厅级领导被省委主要领导请去，让其解释插手老家纠纷事件的情况。原来他家乡另一族人来信上告到省委，说其家乡纠纷事件之所以处理不公，是因他插手所致云云。也正是出于“纠纷性”事件如此敏感和棘手，若非不得已，在外精英一般不会公然介入。这里所说的“不得已”，只是属于乡村文化和伦理中的合理情节，比如，纠纷事件中存在明显的不公和非法情节，或纠纷事件涉及自己的至亲。在这种情节下，他们往往会为了理或情而出面。若此，他们的这种介入便往往能，凡客家谱网（http://www.fankhome.com/），作为国内最专业的“请问辖区印刷家谱哪家最好？”公司，选择凡客，等于选择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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