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国人家谱寻宗路:20多年前家谱是一种禁忌

时间:2016-05-19 来源:电子家谱 作者:中国家谱网 访问量:1610次

  家谱寻宗 重建家风的坐标   对家庭、家族的信仰,是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也是民族的文化特...

 
     家谱寻宗 重建家风的坐标
  对家庭、家族的信仰,是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也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文/山旭
  中国人的完美世界从来不在天国,而在家庭。
  如辜鸿铭所称,在中国“真正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相应的真正组织——是家庭”,而且“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让人、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是‘对父母的爱’。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教会,说:‘爱基督。’”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说:“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
  类似的意思,在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中,则表述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虽然历经革命与立新,但即使在传统文化最低谷的时期,对于家庭和家风的信仰仍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底层。
  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对家庭、家族的信仰,作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精神特征而再度得以申张和发扬,并彰显为民族的文化特质之一。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和家风——它在很多时候直接表现为家族法——维系,其社会基础是宗族式家庭。如学者余世存所形容,当下中国的“家”已经从传统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
  至于陈寅恪所称赞的“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第一,当今世界已无“士族”“家族”根基,其次,经过数十年西学东渐、国家变化,也很难有“学业之因袭”。
  于今日中国生成现代家风,既是情非得已,亦是情势使然。
  现代家风,必然无法脱离中国传统的家族、家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复苏的一个表现,就是渐渐地重新燃起了对家族的认同。千百万人奔波于华夏各地,联络宗亲。
  这种文化认同,是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外建立的新身份认同。它又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链接,完整构成了一个中国人自大而小、由国到家的坐标系。
  在中国,没有一部家谱不会牵连国运兴衰、不以大时代变迁为背景;也没有一部正在编修的家谱,会忽略祖先在国运中的角色。
  中国已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庞大家族为基础的社会,中国人重建家风之路也还很漫长——仅仅20多年前,作为家族、家风基础的家谱,还是一种禁忌。
  及至今天,中国人对于家谱的认识仍然模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可能还是富庶者或名门望族的专享。
  而寻根者却似乎已在追寻与恢复家谱的艰难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不过,现代国家毕竟将法律和科学、公共教育等作为治理基础,家族与家风则归结至“家教”范畴,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养成的重要途径。至于在传统文化中向无多言的“自由”、“平等”等观点,则需要在现代家风的形成过程中被更多强调。


 此身何处来 

  死亡,是摆在寻谱人面前的生命常态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斯璇 记者郑秋轶/山西太原 北京 山东新城报道 

  甯长占倒下的瞬间,世界仿佛静止了。慌忙喂药的老伴,乱作一团的人群,身下被刨得凌乱的泥泞雪地,一切都远得不切实际。只有眼前这村碑,他死死盯着、死死盯着,再也离不开。 

  上书:“明末甯姓由小云南迁至小皂,后老大、老三、老五、老六四兄弟迁此,取名大甯村。” 

  甯长占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这一幕:“那一刻,我死而无憾。” 

  作为中国民间修谱人中的一位,甯长占在2003年挖出了关系祖先迁移的关键证据:被埋在地下的村碑。 

  那年刚刚60岁的甯长占老泪纵横,难掩激动,心脏病复发,当场晕厥。 

  人子知分晓,此身何处来。 

  多少修谱人,仍走在寻根路上。 

  家族的执念 

  甯长占永远不会忘记那“神圣的一夜”。 

  2005年,春节前的冬夜,黄帝陵的出山路黑漆漆的,只有手电筒一束孤零零的光柱,寒风卷着枯叶呼啸而过,两侧的高大松柏骤然作响,一片肃穆。 

  心脏不好的甯长占再次心跳过速,强忍着脚被磨破的痛楚,和老伴牵着手,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几公里外的黄陵县县城。 

  下午3点半,两人从1600公里外的辽宁营口赶来。为了第二天一早赶去云贵,甯长占拿着介绍信和身份证,恳求景区管理人员允许他们进入。 

  此行的目的,一是为了搜集此处有关先祖的碑文,二是“身为炎黄子孙”拜谒黄帝始祖。 

  黄帝陵前,甯长占虔诚跪拜,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修家谱的夙愿。老伴打着手电,他把碑文资料用相机一一拍下来。 

  无车、无人,晚10点回到县城……这不过是甯长占近50年寻根历程的一个情景。临走时,甯长占带了一抔黄土,陪伴他走过漫漫寻根路。“这是给我自己的,更是给整个家族的。” 

  甯长占对于家族的兴趣,源自儿时听到的始迁祖甯九德的故事。 

  清顺治八年,山东天灾连绵,甯九德担里挑着儿女、背上伏着双亲,一路经过济南、天津、锦州,逃荒至辽宁营口。 

  甯长占修谱以前,这些故事只在甯氏一族中口耳相传。 

  “我家的家谱早已失传。”这使始迁祖那段搭窝棚居住、给人扛活赚钱、和鸡鸭同用同喝坑塘脏水的艰难岁月,在不同族亲的讲述中变得支离破碎。而且,甯长占这辈还耳熟能详,后代已难言完整。 

  “当初始迁祖为了活命那么拼死拼活,你们年轻一代却一问三不知!”甯长占眼中开天辟地般的祖先迁移故事,就要这么被岁月遗忘了。“这本是我们老甯家的精神,子子孙孙就应该延续下去。” 

  然而,与这个宏大愿望相比,更现实的是,那时占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甯氏一族虽然称兄道弟,但辈分混乱,更道不清谁近谁远。 

  对于山西平原的辛存寿来说,修谱本身就是家族精神的传承:对祖先的敬重,对家族的尊重和传续。修家谱的执念,也被辛存寿认为是从爷爷那里传下的最大财富。 

  “我家上一个家谱是1941年修的,修谱的人全都不在了,谱里记载的人现在最小的也已经70多岁了。”他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祖父辛兆仁联合村中最有文化的长者辛在勤,用两年农闲时间早出晚归,补上了辛氏中断的80年。 

  那一代的家谱主要从碑文中找线索。 

  山西的冬天漫长、寒冷、干凛。秋收结束,辛兆仁拎着水壶出门抄碑,“碑文上都是土,你爷爷得用水一点一点擦干净,再抄下来。他能认识多少字?那就描嘛。一直要抄到清明前。”奶奶摩搓着双手,不知给儿时的辛存寿讲了多少遍。 

  “我父亲一度也想延续家谱,但只读过四年书,实在无力胜任。”辛存寿说,“我开始修谱时,我爸还活着,也帮我张罗统计人数、找资料、校稿子。他死前家谱虽未付印,但初稿已基本成型,他都参与了、见证了,非常满意。” 

  修谱源自一次偶然的回乡聚会,辛存寿和辛在勤的孙女对于修谱的想法一拍即合,“既然爷爷做过同样的好事,这个责任就由我承担下来。”于是2001年他开始行动,“作为孙辈的我们继续来做修谱这件事,这种执著是一脉相承的。” 

  “像个地下工作者” 

  同样是修谱人,山东新城的王毓棠一直致力于家族仕宦史的考证。他曾整理出一本《新城王氏仕宦录》:“考取功名的有1000多人,文武进士都有。” 

  王毓棠的直系先祖是王象兑。传说,他任陕西米脂县令时,李自成任该县捕快。因办事不力,李被王象兑杖责。李顿足长吁,堂瓦骤落。王象兑叹道,李非碌碌之辈!于是告老乡里。李自成起义后,下任知县被割头祭旗。 

  “这一传说一直在王氏家族中流传,但未见文字记载。”王毓棠觉得,历史的神奇之处在于,“如果李自成杀了先祖王象兑,就没有我了。” 

  还有五朝元老、官至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的王象乾,“曾与张居正、袁崇焕同朝为官。《聊斋》中的《大司马》也是王象乾的故事。其正史上却鲜有记载。”王毓棠告诉本刊记者,核实这些祖先为官的身份并非唯一目的,他们为官的政绩与造福一方、载入国家的历史,希望可借以引导族人。 

  相较王毓棠和其他人,甯长占是中国民间修谱人中行动的先锋。 

  立志捋清家史的举动始自上世纪60年代末。30岁的甯长占在先祖甯九德墓前明志:尽毕生精力,编写辽南甯氏家谱,以敬祖先。 

  彼时特定的社会氛围中,甯长占开始悄悄寻访。周末独自一人骑车百里,在附近几个县挨家挨户拜访甯姓后代。 

  “你太爷爷、爷爷都是做什么工作的?”相熟人家和他偷偷聊上几句,但稍微谨慎一点的,立刻变了脸色,默不作声开门送客。 

  家里人更害怕受牵连,甚至阻止甯长占出门。 

  “像个地下工作者。”甯长占如此形容。 

  那时他调查目的很简单——先找到老家谱,这样一切就都有了参照。 

  在“破四旧”的冲击中,不懈努力了两年,甯长占终于在近村一户人家得到了被“保密”的老谱——清光绪25年抄录的两本甯氏“宗祠书”,本支系始迁祖甯九德迁移东北后尚存的唯一书证。 

  看到后却如冷水浇头,“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世系表,七八代人名,没有任何具体记载,还是残缺不全的。”他回忆。 

  “家谱记载了家族的历史,有了家谱才能讲清本族源流,才知根脉所处之地。”甯长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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